为韩国经济植入世界一流DNA的三星集团会长李健熙安息长眠。
已故李会长将当年身处边缘的三流电子企业Samsung Electronics培育成全球第一的企业。在世界第一还是别人国家故事的年代,他以独特的洞察力与决断力,令Samsung Electronics在半导体、智能手机、电视等领域成为世界第一。正因为有李会长,我们才拥有了能登上世界第一的自信与希望。
在李会长离世之际,国内看待大企业的目光却依然冷淡。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凝聚着反企业情绪的政府与政界的影响。政府与执政党一味指责社会的不平等和贫富差距全是大企业之过。
最终,政府与执政党正在推进束缚企业活动的Commercial Act与MRFTA修订。Commercial Act修正案规定,在分离选举监事委员时,最大股东与关联人的持股合计超过3%的股份,其表决权将受到限制。MRFTA修正案则包含强化对总裁家族私利侵占的规制内容。其逻辑是把大股东(所有者)经营定为“积弊”,主张应由少数股东而非大股东成为企业的主人。执政党甚至还在推进保险业法修正案,要求强制出售三星生命持有的Samsung Electronics持股。
然而,回顾李会长将三星集团培育为全球企业的过程,就会重新感受到政府与执政党把大股东当作潜在罪犯看待的视角,与现实相距多远。上世纪70年代,李会长在所有人反对的情况下投入私人资金进军半导体事业。日本某企业研究所曾发布题为《三星集团做不了半导体的五个理由》的报告加以嘲讽,但最终东芝、NEC、日立等日本半导体企业都被Samsung Electronics挤出了赛道。
上世纪90年代半导体不景气时,三星集团以大股东为中心的经营体制也大放异彩。当时以职业经理人为主的日本企业削减投资,而李会长则大举加码投资,此后半导体市场的霸权被Samsung Electronics牢牢掌握。这些决断是偏重短期业绩的少数股东和职业经理人想都不敢想的。1995年,李会长在中国直言“我国的政治是四流,官僚与行政组织是三流,企业是二流”。他也因这番话吃了不少苦头。借用李会长的表述,如今我国的四流政治正试图训导和教育二流企业。更准确地说,是四流政治在威压一流企业。以三星集团为例,其在智能手机、电视、存储半导体等20个品类上位居世界第一。要训导和教育他人,至少应具备胜过他人的实力和见识。这正是企业对强推反企业政策的政府与执政党行为感到失落的原因。 ylee@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