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国时代的滕国是夹在齐国与楚国之间的小国。国力薄弱,只能看强国的脸色。形容在强者夹缝中左右为难处境的“间于齐楚”一词便出自这里。对于从先王手中继承国家的文公而言,最大课题是国家的生存。苦思办法的文公向世子时期曾见过的孟子求教。当时孟子给出的答案是“无恒产者无恒心”。意思是若没有让百姓生活安定的生计(恒产),也就不会有不被形势左右的正心(恒心)。即若要施行真正的政治,必须先解决百姓的吃饭问题。孟子的教诲在今天依然有效。生活若不安定,社会必将陷入混乱,这是显而易见的事。
恒产从何而来?来自增长。只要看看光复之后韩国经济的轨迹便可理解。70多年间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大量好岗位,国民生活由此改善。令人担忧的是,近来增长率不断走下坡路。即便没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事件,低增长如今也已成为新常态。尤其可称为经济基础体力的潜在增长率的下滑十分严重。上世纪80年代年均高达9%的韩国潜在增长率,在1990年代降至7.2%,2000年代4.4%,2011~2017年3.1%,如今连2%都受到威胁。甚至出现了若这种趋势持续,到2033年潜在增长率将干脆转为负值的悲观预测。
更令人担忧的是政府的安逸视角。政府以“经济规模越大,增长率越低是理所当然”为由,实际上袖手旁观。这话果真正确吗?乍看之下似乎也有道理。因为经济越过某个阶段后,可动员的土地、劳动等生产要素必然存在极限。但经济规模变大并不意味着潜在增长率只会下降。美国就是很好的例子。据韩国银行的分析,金融危机刚过后的2010年曾降至1%的美国潜在增长率,此后明显回升,2017年升至1.72%,2018年2.08%,2019年2.13%。10年间足足提高了2倍。通过减税和放松监管等激活投资、提高生产率,经济便重获活力。看到经济规模比韩国大10倍以上的美国如此反弹,会觉得关键在于怎么做。也就是说,依靠政策完全可以缩小潜在增长率的放缓幅度,甚至使其转为上升。
问题在于韩国政府的应对态度。文在寅政府把政策重心放在分配与公正而非增长上。极端地说,听起来像是只要消除“看不顺眼的心态”,即便大家一起过穷日子也无所谓。对因COVID-19而处于生死关头的企业不仅未加扶助,出台的政策反倒尽是给企业增加负担的内容。执意要通过Commercial Act、MRFTA修正案等所谓“企业监管三法”,便是代表性现象。尽管各经济团体负责人纷纷出面诉说严重副作用,政府与执政党仍蛮不讲理地强行推进。在这种状态下,哪家企业会挽起袖子去创造岗位呢?
如今初入社会的青年因找不到工作而叫苦不迭。社会新人中每4人就有1人处于失业状态。要擦去他们的眼泪,就必须改变政府政策。若困于1980年代运动圈的视角,对企业抱有错误的成见,继续固执于会招致副作用的政策,其损害只能全部落到青年身上。此时该摘下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唯有如此,才能恢复增长率、擦去青年的眼泪。csoh@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