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初,学界发出尖锐批评政界经济民主化讨论的声音,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以韩国秩序经济学会会员全体名义发表的《我们对金钟仁经济民主化的立场》指出,“围绕企业监管三法的经济民主化讨论正在扰乱世道”,并逐条批驳了经济民主化的逻辑。主导撰写该立场文的韩国秩序经济学会会长金相哲28日在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表示,“站在研究者的立场,无法对被毫无分辨地大肆谈论的、身份不明的经济民主化讨论袖手旁观”。身为韩世大学教授的金会长强调,“打着不合时代的经济民主化旗号、已搭上驶向委内瑞拉特快列车的大韩民国,应尽快从集体幻觉中醒来”。他担忧地表示,“源自财阀原罪论的经济民主化正在放大社会剥夺感和矛盾,加速国家经济的衰落”。韩国秩序经济学会有约300名主要在德语圈学习经济学与经营学的学者参与。
——以学会名义针对政界批评经济民主化论,很多人认为这相当罕见。
△撇开政治立场,我们判断经济民主化这一概念本身给我们社会带来混乱和误解,造成巨大危害。任何人都可以自由表达主张,但把经济民主化树为时代精神不过是诡辩,因此无法容忍。曾在德国留学的国民力量党紧急对策委员长金钟仁自称经济民主化的布道者,那么一直研究德国经济政策的我们也应有责任感。
——那么,德国所讨论的经济民主化是什么?
△德国的“经济民主主义”是基于过去社会主义传统确立的概念,与以秩序自由主义为基础的社会市场经济明显对立。目前在德国,经济民主主义只有部分极左派和工会还在主张,实际上已被废弃的理论。这反映出人们的思考:建立在100年前资本主义问题之上的经济民主主义,并不适合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德国无论执政党还是在野党,早已把国家和企业的竞争力列为首要课题。
——金委员长的经济民主化论存在哪些问题?
△金委员长没有如实说明经济民主化的历史根源。他主张德国的经济民主主义与社会市场经济属于同一脉络,但这只是诡辩。金委员长把所有问题都硬贴到经济民主化上,声称它是能一举解决两极化、非正规就业问题、就业难等的万能药。可以说,他把经济民主化包装成感性概念,从而俘获了我们的社会。金委员长说,我们的企业问题很多、其他国家没有财阀,所以引入“企业监管三法”也没关系。这是不负责任的说法。很难看到他对什么是全球标准、什么对国家经济有利的根本思考。原因分析如此,解决办法也难以认同。
——宪法第119条第2款的经济民主化条款也引发争议。
△金委员长把宪法中的经济民主化当作传家宝刀般挥舞,但1987年修宪时对该概念并未达成共识,它不过是被“硬塞进去”的规定。当时担任修宪小委员长的前议员玄敬大解释说,经济民主化的本意是摆脱政府主导的官治经济、转向民间主导,从而为市场注入活力。这与以财阀监管为主的金钟仁式经济民主化相当不同。
——也有不少人指出,我们的宪法细致地写入经济领域本身就是问题。
△德国、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并不在宪法中单独规定经济秩序,因为这基本上违背自由理念。就德国而言,1949年制定的基本法与魏玛共和国宪法不同,没有规定特定的经济秩序。这意味着,经济秩序随时可能变化,一旦赋予特定性质就无法容纳其他内容,因此必须重视“经济政策的中立性”。其本意是,只要在大框架上不损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范围内,即使存在些许冲突也应予以容许。
——你认为经济民主化论的危害严重到何种程度?
△我认为,如今我们打着不合时代的经济民主化旗号,已搭上驶向委内瑞拉的特快列车。当然希望这只是多虑,但现政权主导势力对委内瑞拉抱有相当友好的看法,这是事实。已经越过国家干预主义,走向查韦斯式的populism(民粹主义)。修宪尝试如此,试图掌控检方、司法机关、媒体等的做法,也与乌戈·查韦斯政权极为相似。查韦斯曾放言要把企业国有化、把经营交给劳动者。如今我国正在推进的企业监管中也有许多稀奇古怪的内容。照此下去,很可能走向委内瑞拉式社会主义。
——近来政府和执政党推进的“企业监管三法”也以经济民主化为底色。
△企业监管三法会导致国家权力膨胀,阻碍正常的企业经营活动,可能引发严重的经济萎缩现象。我们是小规模开放经济结构,对海外投机资本的攻击非常脆弱。特别是把大股东表决权限制在3%以内的“3%规则”是极其危险的制度。我们的企业将完全暴露在投机资本的威胁之下,核心机密外泄的隐忧也很大。如此一来,甚至会出现企业连上市都不愿意、遭受逆向歧视的局面。过度的企业集中或滥用应当受到监管,但如果制定地球上不存在的法律,哪家企业还会有投资意愿?政府不应制定不利于本国企业的政策,把国民用血汗建立起来的企业交给投机资本当猎物。
——也有不少人指出,执政阵营根本性的企业观才是问题。
△把企业视为潜在犯罪者,倾泻各种监管法律,结果导致投资萎缩,也无法与外国企业正面竞争。监管三法出发点是大企业本身即恶,只会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障碍因素。政府充满对市场的不信任和对企业的憎恶,不但没有鼓励企业,反而在放大反企业情绪。
——韩国经济突破危机的办法是什么?
△重要的是让企业通过透明经营和创造就业为国民经济作出贡献。最重要的是,为重拾韩国经济的增长动力,振奋企业家精神是当务之急。为此,应彻底保护私有财产权,强化市场经济原理,营造有利于企业经营和创业的环境,同时全面解除企业监管。
——在我国劳动改革推进方向上,德国的“哈茨改革”模式被频繁提及。
△由格哈德·施罗德总理主导的哈茨改革以劳动市场改革为核心,为强化国家竞争力作出了巨大贡献。可以说是左派政权的右派式改革。当时德国在统一后饱受长期失业等后遗症困扰。因此,德国朝着削减失业补贴、缩短领取期限、强化劳动灵活性的方向改革了社会保障制度。哈茨改革的另一核心是降低国家的比重、提高个人的责任。我们这边既然是进步政府上台,反而更有条件把右派式改革做得更好,对此我深感遗憾。政府不应只算选票,而应为国家未来说服工会,积极着手劳动改革。
——引入劳动董事制的地方自治团体和公共机构正在增加。
△这是我们对德国模式的标杆学习。但在德国,由于效率下降、给企业经营带来负担等副作用,采用该制度的企业持续减少。甚至像安联、巴斯夫那样,因劳动董事制带来的副作用而放弃德国国籍的企业也在增加。监管加剧后,它们转型为适用欧盟(EU)法律体系的欧洲股份公司(SE)。
——近来因三星集团会长李健熙去世,继承税争议也在发生。
△最高达65%的继承税负担,从企业持续经营的角度看是个大问题。就德国而言,继承税停留在20%,而只要持续维持雇佣,就会下调到接近零的水平。由于继承税负担小,即使走进德国的小村庄,也能找到以家族为中心、拥有世界级技术实力的长寿企业。德国“隐形冠军”中有一半以上是代代相传、延续经营的家族企业。
——再叠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事态,对福利民粹主义的担忧很大。
△与我们不同,德国不会白给个人一分钱。即便支援因COVID-19受损的自营业者,也不会给一般国民发钱让他们去外出就餐。政府不思考最重要的财源筹措,只一味铺开福利政策,这是有问题的。“文在寅医保”眼下虽获得国民高度支持,但赤字正在不断累积。最终只能动用财政来填补,而这势必碰到极限。有人主张即使引入基本收入也毫无问题,但这是危险的说法。应带着不把负担推给未来世代的责任感去解决问题。
/评论委员 郑相范 ssang@sedaily.com
<He is…>
1964年出生于大邱,毕业于高丽大学经济学系,在德国不来梅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副研究委员、韩国保健福祉部福利政策评价委员、韩国研究财团专门委员等,现任京畿福利财团政策委员。现为韩世大学社会福利学系教授,并被内定为下届韩国财政政策学会会长。主要著作有《韩国福利国家的政治经济》《韩国经济的奇迹与幻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