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0-21 | 임석훈 논설위원

“房地产政策已超越副作用、处于失灵状态…除更改别无答案”[清论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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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市场呈现全面混乱局面。政府只执着于动用税制等手段的需求抑制政策,导致买卖价与全租金价格双双暴涨。由于7月底实施的新租赁保护法,全租(jeonse)乱象正向全国扩散。财政状况也不乐观。随着支出扩大引发对财政健全性的担忧,政府本月初宣布引入韩国型财政准则。但其实施时间为现政府任期之后的2025年,且例外规定众多,实效性受到质疑。21日,记者会见了曾任韩国企划财政部税制室长、现任法务法人广场顾问的前韩国关税厅长尹英善,听取其对守住财政健全性的方案及房地产市场解法的看法。尹前厅长强调:“如今的房地产政策已超越副作用,处于不作动(无法运转)状态”,“有必要通过临时减免转让税等方式,为多房者打开退路。”他接着要求:“所有部门都只顾‘起承转放钱’,对财政健全性则陷入麻木”,“应强制要求就财政支出提出具体替代方案。”

——房地产政策的副作用不小。

△现政府的房地产政策没有兼顾内部与外部因素。就内部而言,抑制超额需求与住房供给政策本应协调,却失败了。就外部而言,还应考虑教育、金融政策以及羊群效应(为不落后于集体而不得不跟随集体行动的现象)等心理因素,但并未考虑。在总需求管理等宏观层面与住房供给、税制、金融、教育等微观层面并重的政策组合(policy mix)上失败了。

——政府解释称,随着时间推移房地产市场会趋于稳定。

△出台20多次房地产对策的结果十分惨淡。初期或许会有副作用,但混乱持续显然存在问题。如今的房地产政策已丧失市场信任。可以说已超越副作用,处于无法运转的状态。除修正政策之外别无答案。房地产政策失败的代价巨大。受打击最大的是没有住房的30至40岁中产阶层。住房价格暴涨使他们的实际收入减少。有房者与无房者实际收入的两极化加剧,可能成为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不安因素。

——房地产市场软着陆的方案是什么?

△需要改变对住房的看法。必须承认住房市场存在三类商品这一现实。在原有的普通品、高级品(9亿韩元以上的高价住房)之上,又增加了新概念的奢侈品(首尔江南的高价住房)。政策焦点有必要对准普通品与高级品。作为奢侈品的江南住房应视为另一个问题。政策一再针对奢侈品,结果只是放大副作用。首尔的住房供给政策除解除维持50年以上的绿化带之外别无替代方案。为此政府应努力说服环保团体等。此外还需完善教育政策。应暂缓废除自律型私立高中、外国语高中和特殊目的高中。

——也有人指出应为多房者打开退路。

△把农渔村住房持有者也纳入多房者重课对象等,税收制度已失去方向性。强化持有税、放宽交易税才是正确方向。为给交易松口气,需要采取对多房者临时减免转让税等措施。发挥租赁住房的积极面也很重要。租赁住房具有为老年一代筹措养老金财源、顺畅民间部门住房供给的优点,应加以发挥。最重要的是优先改变不切实际的租赁住房政策。目前首都圈自有住房率约为50%,首尔约为43%。即便看全国平均,也仅约60%。这正是需要持续供给租赁住房的原因。租赁住房应由公共租赁与民间租赁协调供给,废除民间租赁住房登记制度是错误的。对法人所有租赁住房征收6%的综合房地产税最高税率会产生新的副作用,有必要重新考虑。

——对财政健全性的担忧正在加大。

△国家不仅属于当代,也是包含未来世代的我们所有人的共同体。个人或企业的寿命有限,但国家是永久存在。因此只有保持国家健康,才能减轻未来世代的负担。体现国家健康的指标之一是财政健全性,它是无形的社会资本。但从韩国的财政状况看,可知健康正在丧失。这是世界最高水平的负债结构。以去年为准,把家庭、企业与政府的负债相加,韩国是继中国、美国之后全球对债务依赖度第三高的国家。

——与财政相关,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国家负债的增速太快。增速恐为世界最高水平。政府预计,去年约为38%的国家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率,到2024年将升至58%左右。这似乎是以过去的财政统计为基础提出的乐观情景。存在未考虑负债增速而低估的一面。除国家负债之外,还应一并审视韩国国民年金、健康保险等四大公共年金以及公共企业的散漫经营等。

——也有主张认为,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扩大财政支出不可避免。

△作为疫情对策而强调财政作用确实是趋势。但财政支出各国都有适当水平,应在该范围内进行。最近30年间每隔10年就发生一次经济危机。1998年外汇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20年COVID-19大流行等。应对疫情固然重要,但问题在于今后韩国经济的不确定性可能更大。由于人口与气候灾难、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等,未来财政的作用将更加重要。

——政府制定了韩国型财政准则,但其实效性受到质疑。

△政府,尤其是统管经济政策的韩国企划财政部,不应被政治人物的讨好式政策左右,必须守住重心。然而目前政府所有部门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只想着“起承转放钱”。所有部门在财政健全性问题上都陷入麻木。道德风险才是真正的危机。国家预算正被视为无主的公共品,走向“公地悲剧”形态。关于适当国家负债水平的争论如今意义不大。必须考虑世界最高水平的老龄化速度等我国的特殊性。有必要强制要求在财政支出扩大时一并提出相应的具体替代方案。也就是说要采取强有力的预防性措施。

——要使财政准则不成为橡皮尺,应补充哪些方面?

△由于快速老龄化与低增长固化等,国家债务注定增加。问题在于政治人物的私欲与国家未来利益相冲突。有必要用统计数字展示财政散漫运营在未来会带来什么结果。国策研究机构、学界及市民团体等应对财政准则保持严肃关注,建立由国民进行监督的体制。若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AI)等,每年精确预测中长期财政支出与税收规模是可能的。若只作总括公开,体感度会下降。需要建立按65岁以上老年人地铁免费乘车规模、老年人基本年金及医疗费支出等细分项目,向国民详细公开中长期财政支出走势的制度。

——围绕Commercial Act·MRFTA修正案等企业监管三法争议颇多。

△过去企业确有做错的方面。多数国家的经济都是在产业化过程中经历官商勾结、腐败等贱民资本主义而发展起来的。有必要将其视为历史正反合作用下的改善过程。自古以来,成功的国家与失败的国家有明显差别。成功的国家不断扩大民间创造力与市场的作用。相反,失败的国家过度新设行政监管。推进企业监管法,等于政府给企业双手戴上手铐。以2019年为准,韩国GDP规模居世界第12位,但在全球GDP中所占比重仅约1.8%。从国际社会看属小规模国家。要提高这一比重,企业必须在全球市场奔跑,但被监管束缚就很难。

——政府持续推行提高法人税、所得税最高税率等精准增税。

△政府的精准增税带有强烈的政治性增税色彩。它与为救经济而减税的全球趋势相背离,从经济层面看得不偿失。相比增加税收的效果,向国内外投资者传递反企业信号所带来的负面效果可能大得多。若从政治层面推行税收政策,企业竞争力会下降,企业会流向海外。如此一来经济更加低迷,税收与民间就业减少的恶性循环将持续。/论说委员 林锡勋 shim@se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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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出生于忠南保宁,毕业于首尔高中和成均馆大学经济学系,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获得硕士学位。通过第23届行政高等考试进入公职后,历任财政经济部消费税制科长、房地产实务规划团局长、青瓦台经济首席室行政官、韩国企划财政部税制室长等职。在李明博政府时期担任关税厅长,后任三正KPMG集团副会长,现任法务法人广场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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