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0-18 | 세종=변재현 기자

“打补丁式就业政策有限……应借机推动职业再培训与清理僵尸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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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资关系专家指出,应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引发的经济冲击为契机,重新审视雇佣维持政策、职业再培训、企业社会责任以及整体劳资关系。专家表示,应正视结构调整的危机现实,并将其作为提升产业与劳动生产率的机会。有观点提出,企业应借此契机投资于再培训,并通过劳资协议引入美国式的“临时解雇后优先再雇用”方式等解决办法。归根结底,结构调整也应从劳动改革的角度加以解决。

劳资关系专家预计,从今年年底开始,包括裁员在内的结构调整将全面展开。18日,釜山大学法学专门研究生院教授权赫表示:“到11月,结构调整将成为现实”,“其必要性难以否认”。汉阳大学经营学系教授李相敏也分析称:“结构调整中确实存在不可避免的部分。”劳工界强烈反对,称“解雇就是杀人”,但专家们表示:“(因经营恶化导致的)结构调整不可避免”,“应借此机会构建劳动关系的新范式”。

政府在预计COVID-19将引发就业危机后,自今年2月起采取了以“雇佣维持”为中心的政策,如提高以雇佣保险基金支援停业津贴的雇佣维持支援金补偿比例,通过支援企业来防止解雇,但如今已达到极限。由于雇佣保险基金的财政负担加重,韩国雇佣劳动部自本月起将雇佣维持支援金的停业津贴补偿比例从90%下调至67%。雇佣维持支援金年度支援上限240天到期的企业须转为无薪休职支援,但支援额将减至平均工资的一半。

专家建议,如果无法阻止结构调整,就应将其作为提高产业与劳动生产率的机会。因为经济萧条期出现的结构调整,可以通过清理僵尸企业而成为提升产业生产率的契机。高丽大学经营学系教授金东元表示:“在经济危机形势下淘汰僵尸企业,短期内可能痛苦,但从长期和国家整体经济来看可能是有益的。”

还有建议认为,由于一旦从原有职场被解雇就难以转职到其他企业,雇主与劳动者都应借此契机转变对“再培训”和“转职”的看法。韩国再培训基础设施极为薄弱,企业在解雇时提供一定期间生计保障和转职项目的“再就业支援(outplacement)”尚未落地。权教授表示:“再培训也是对人力的投资”,“应以结构调整的逆向思维来确立人力投资的概念”。

高丽大学法学专门研究生院教授朴志淳表示:“可以在保留公司归属的前提下培训一年左右,若实在困难,也可终止劳动合同,在领取求职津贴期间提供职业培训支援”,“企业在裁员时不应只强调‘已按劳动基准法办事’,而有必要系统性地制定‘社会计划’”。

也有人指出,需要通过制度改善,明确劳动基准法中“经营性解雇”的条件。朴教授表示:“劳动基准法关于解雇前50日须进行劳资协商的条款,充其量只停留在确定解雇对象的层面”,“应明文规定为劳动者介绍新工作的责任”。他接着强调:“作为交换,可以在劳资之间达成交易,把解雇要件‘紧迫的经营上需要’放宽为连续若干季度销售额下滑等情形予以认定。”

还可考虑由劳资协商引入美国式“临时解雇制”。江原大学法学专门研究生院教授金熙成表示:“美国在经营危机时先临时解雇,企业恢复正常后优先再雇用”,“即使企业裁员,也可以与工会约定在COVID-19之后再雇用”。

事实上,随着COVID-19引发的就业危机长期化,有评价认为,与向企业提供财政支援以避免其选择裁员的欧洲式雇佣政策相比,“临时解雇”这一美国式政策更为有效。权教授表示:“如果实施解雇的企业能对再雇用给出确信,这将成为赢得劳动者信任的机会”,“如果劳资双方在结构调整方式上找到妙策,将成为恢复劳资信任的机会”。不过,在雇佣刚性明显的韩国劳动市场,这是短期内难以实现的课题。李教授表示:“流动不自由、结构脆弱的状况难以一朝改变”,“应与维持雇佣的既有范式并行推进”。朴教授表示:“结构调整同样应视为劳动改革的一环”。 /世宗=边在贤记者 humbleness@se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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