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0-15 | 김현수 기자

点燃“收入主导增长”的劳动收入分配率将被重新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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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银行将对“劳动收入分配率”指标进行修订和完善。韩国银行接受外部意见调整经济指标极为罕见。劳动收入分配率是指一年内生产活动所产生的国民收入中,扣除资本后分配给劳动的份额,可谓劳动市场的分配指标。文在寅政府的经济政策“收入主导增长”也是以劳动收入分配率下降为依据而诞生的。

15日,据国会企划财政委员会委员、国民力量党议员刘京俊办公室介绍,韩国银行接受了“劳动收入分配率不仅未能准确反映小微经营者的劳动收入,还存在被随意解读的空间”这一质疑,将对该指标进行修订和完善。韩国银行在提交给刘议员办公室的答复中表示:“若通过学术研究等方式就符合我国实情的新劳动收入分配率算式形成共识,韩国银行可以研究是否将其追加为正式指标。”在完善方式上,如同Statistics Korea将就业辅助指标用作失业动向指标那样,增设辅助指标的方式可能性较大。

刘议员指出,韩国银行的劳动收入分配率未能准确反映劳动收入。原因在于,其计算未将自营业部门的营业盈余划分为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而是全部视为资本份额。刘议员指出:“自营业者收入中混合了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特性,如何分类将导致结果不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韩国银行现行方式会因自营业者收入减少而使分母缩小,从而产生劳动收入分配率改善的错觉。”为弥补这一问题,韩国银行自去年起单独公布将自营业者劳动收入与资本收益合并的“混合收入”,但这同样未能准确区分劳动收入。据刘议员办公室介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7个成员国中,未将自营业者营业盈余与混合收入加以区分的国家只有韩国、新西兰、智利等3国。刘议员表示:“韩国自营业者占全体就业者的25%,比重很大,因此自营业者的营业盈余和收入变化非常重要”,“韩国银行无法在统计中分离混合收入,是在自证国民账户体系的落后。”

韩国银行还将完善劳动收入分配率被随意解读的部分。刘议员指出,文在寅政府一直以来主张,由于资本家夺走了劳动者的份额,劳动者份额减少导致劳动收入分配率下降,以此论证引入收入主导增长政策的必要性。问题在于,尽管韩国银行与主张收入主导增长的本届政府经济政策制定者所计算的劳动收入分配率呈现完全不同的结果,劳动市场分配状况恶化的主张却被单方面接受。其结果是,文在寅政府打着收入主导增长的旗号强推提高最低工资(2018年16.4%、2019年10.9%)等政策。根据韩国银行的经济统计系统,劳动收入分配率自2010年以来除两年外持续上升:1985年为52.5%,1995年为60.7%,2005年为60.3%,2009年为61.2%,2015年为62.6%,2019年升至65.5%。相反,收入主导增长特别委员会委员长洪长杓在2014年发表的论文中主张,1999~2007年萧条阶段劳动收入分配率转为下降;以此为据,驻华大使张夏成(前青瓦台政策室长)主张,劳动收入分配率从1999年的54.9%降至2005年的54.1%、2010年的51.2%、2015年的53.0%,在2019年实施收入主导增长后回升至54.3%。

刘议员指出,韩国银行与文在寅政府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差异源自算式。张大使等人主张的劳动收入分配率,是将作为劳动报酬的雇员报酬与自营业者利润即家庭营业盈余,除以包含与劳动收入关联度较低的固定资本消耗的总增加值,因此与韩国银行产生差异。固定资本消耗是建筑、设备、机械等可再生产的有形固定资产普遍发生的价值减损部分,与劳动收入关联度较低。尤其是固定资本消耗可视为研发(R&D)等为创新增长而进行的投资行为,随着国际竞争加剧,该比率已从1975年占国民收入的7.5%迅速上升至2019年的19.3%。/赵志源·金慧琳 记者 jw@se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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