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听说过“寄生于监管的产业”吗?
大韩商工会议所常任副会长 禹泰嬉
这是笔者在某大学担任特任教授时的经历。在为一家风险企业的新事业项目提供咨询时,由于各类法令错综复杂、主管部门众多,笔者曾四处打听,希望获得相关领域公务员出身专家的帮助。但监管繁多领域的退职专家在企业、团体、律所等处的日常繁忙程度不亚于在职时期,根本找不到有闲暇的人。最终,只有在支付了昂贵的咨询费之后,才得以获得规避监管的妙策。
事实上,最了解监管的人是主管公务员。因此,退职专家成为民间重要的招揽对象。企业降低监管风险的需求就是如此之大。其他团体也出于类似原因,积极“聘请退职专家”。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园区开发等主要政府工程现场,退职专家不仅承担简单的行政文件撰写,还包办繁琐的审批许可程序、居民协商与对外宣传等工作,活跃异常。
当然,并非说这些人的活动都不好。从中小企业的角度看,有时确实能得到帮助,但咨询费用难免成为沉重负担。要消除这种负担,首先必须大胆放开监管。笔者认为的监管革新方案有两点。首先,必须减少监管的绝对数量。即便放开一项监管,若新设更多监管也无济于事。这正是需要抑制不必要监管新设的监管总量制和立法影响评价的原因。此外,应大胆整合重复的法律、对类似审批许可实行视同处理等,最大限度简化法令,减轻企业的合规负担。
如果在职公务员热衷于制造新监管,而退职专家则利用优待前官员的惯例,以解决监管为代价向企业伸手,这不能不说是重大的社会问题。电影《寄生虫》以地上与地下的空间概念展现了我国社会贫富差距问题的严重性;而公平交易、环境、选址、劳动等监管繁多的领域,则通过在职与退职之间时间上的链条,形成了“寄生于监管的产业”这一奇怪生态,并给企业带来双重负担。
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形势严峻的当下,第21届国会中监管病毒不断蔓延,更令人担忧。监管会催生另一种监管,法律越冗长复杂,代办各类审批许可的职业群体也随之增多。笔者认为,解决问题的钥匙掌握在国会手中。制造监管的是国会,引入监管总量制、立法影响评价并简化法令同样是国会的职责。国会率先减少监管,是消除“寄生于监管的产业”、激活我国经济的捷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