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韩国金融监督院对规模达1.6万亿韩元的Lime资产运用私募基金赎回中断事件(以下简称Lime事件)的处罚决定临近,围绕处罚依据与力度的争议不断扩大。金融监督院正以“内部控制不力”为依据,推动对销售方相关证券公司首席执行官(CEO)的重罚。对此,金融投资业界反弹称,认定内部控制不力的法律依据并不明确,而且与衍生结合基金(DLF)损失事件中对银行行长的处罚力度相比偏重,存在公平性问题。
据金融投资业界14日消息,金融监督院将于本月20日对包括Lime资产运用在内的资产管理公司、29日对新韩金融投资、KB证券和大信证券分别召开Lime事件相关制裁审议委员会会议。对证券公司而言,除机构处罚外,还向Lime基金销售当时在任的CEO们通报了停止职务处分。这是仅次于最高级别解职要求的下一级别,属于4年内限制担任金融公司高管的重罚。
金融监督院院长尹锡宪13日在国会政务委员会国政监查上,针对不良私募基金销售系部分员工越轨行为的主张表示:“出现员工越轨行为本身就是内部控制未发挥作用的结果”,指出了内部控制不力问题。
对此,证券业界虽承认内部控制存在不足,但指出相关法律依据并不明确,以内部控制不力责任对CEO施以重罚过于严厉。尤其是部分Lime基金销售方为依据相关规定获得处罚减轻,已接受金融监督院纠纷调整委员会的赔偿方案并执行了损害补偿,却面对高于预期的处罚方案而感到意外。对于该处罚高于此前金融监督院就DLF事件对当时任银行行长的友利金融集团会长孙泰承、韩亚金融集团副会长咸泳周作出的问责警告,也有人指出这是“顾及私募基金事件负面舆论的决定”。
据悉,金融监督院对DLF事件中的银行行长认定的是作为内部控制监督者的责任,而Lime事件中则认定,在组织规模小于银行的证券公司,CEO是应当制定内部控制标准的行为人,并以此分别作为处罚力度的依据。但对此,一位证券业界人士批评称:“无论组织规模如何,CEO都是监督者,金融监督院是在为比DLF事件更重的处罚决定强行辩解。”金融监督院的立场是,通报给金融公司的处罚方案只是检查部门的意见,需等待制裁审议的决定。但实际上,制裁审议中检查部门的处罚方案大多原样确定。据国会政务委员会所属国民力量党议员尹昶铉从金融监督院获得的资料,2016年至今年9月底提交金融监督院制裁审议的1270件议案中,有1218件即96%按检查部门意见原样确定。
因此,在预计处罚方案很可能原样确定的同时,也有观点认为,届时如同孙会长、咸副会长曾就金融监督院的处罚提出停止执行临时措施申请一样,相关证券公司CEO们也很可能采取法律应对。
不过,即便最终决定重罚,曾任大信证券 CEO的现金融投资协会会长罗在哲在法律上履行职务预计不会有问题。虽然4年内被限制在金融公司就业,但金投协并非金融公司,而是民间相关机构。据悉,新韩金融投资的处罚对象是今年3月离任的前社长金炳哲,此后就任的社长李永昌不在影响范围内。KB证券方面,前代表尹京殷与去年1月就任的现代表朴正林一同被列入处罚对象。/朴京勋·李惠珍记者 socool@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