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满13岁的儿童A某遭到邻居B某的性骚扰。首起事件发生在父亲外出期间。B某趁A某父亲外出送报时上门,触摸A某身体,并让其抚摸自己身体。数日后,B某强行将A某拖到自己家中重复同样行为,最终以违反《性暴力犯罪处罚等相关特例法》(强制猥亵未成年人)罪嫌被起诉。问题出现在法庭上。B与A某的父亲C达成和解,A某向法院提交了不希望处罚的意见书。这份不希望处罚意见书的效力究竟有多大?
社会对性暴力、性骚扰的认知正在迅速改善。过去被视为无关紧要的行为如今成为社会批判的对象,法庭上受害者的权利也得到尊重。但一如往常,加害者试图通过和解减轻刑期。若受害者是年幼儿童,加害者自然会与代为行使法律权限的父母会面并达成和解。此时受害儿童的权利便随之消失。
本案亦是如此。未成年的A某在持续近一年的审判过程中表达了要求处罚加害者B的意愿。但B通过与其父亲C签署和解书的方式对A某施压。结果A某不得不写下不希望处罚意见书。
法院如何判断本案?一审认可了A某不希望处罚意见书的效力。一审法庭表示“罪质恶劣,犯罪行为似已给受害者造成相当大的精神冲击”,但仍将受害者不希望处罚一点反映在量刑中。法庭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B某最终被释放。检方以刑期过轻为由提出上诉,二审作出了不同裁决,认为A某表示不希望处罚B并非出自真心,而是顾及周边希望审判尽快结束的压力而不得已提交了不希望处罚意见书。二审法庭表示:“法院与受害者面谈的结果显示,宽恕的意思表示是顾及周边希望案件早日了结的压力而作出的,事实上更接近于希望处罚B某。”特别是A某因该事件造成的创伤,无法与异性朋友正常相处,日常生活中也饱受痛苦。A某的律师亦提出意见,认为在A某父亲C与加害者B的和解过程中,A某的利益未被置于优先。二审判处B有期徒刑3年实刑。
B提出上诉,但韩国大法院的判断相同。韩国大法院法庭判示:“从B某似通过A某父亲向A某提出无理和解要求等情形看,难以认定A某不希望处罚的意思是真实的。” /李庆云记者 cloud@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