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力量党紧急对策委员会委员长金钟仁在提出通过“公正经济三法”的同时,也提出了劳动改革立法的必要性,使其成为热门议题。
考虑到对由税金创造的老年人岗位的依赖进一步加深,以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新冠疫情)带来的工作形态多样化等因素,尽管执政党反对,劳动改革立法反而比公正经济三法更为紧迫。
韩国的劳动关系法自1996年大幅修改后,未能反映雇佣形态多样化、第四次工业革命等新的时代变化,仍维持着烟囱工厂时代的法律体系。在文在寅政府时期,于沿用60年以上的过去劳动关系法框架内骤然引入的周52小时工作制,因担忧副作用而历经多次缓期措施后施行;引入不到几个月便有人提出修法必要性,虽讨论过扩大弹性工作制等,但未能成功。
朴槿惠政府施行的延长退休年龄,也是在未改革以年功序列工资制为基础的薪酬体系的情况下引入,试图以工资峰值制缓解对青年就业的负面影响,但现场的劳资矛盾至今仍在持续,受益者主要是受工会保护的大企业、公共部门从业者。
此外,尽管卢武铉政府引入了非正规职三法,非正规职仍持续增加,与正规职的待遇差距也依然如故。
劳动界以“容易解雇”的框架反对劳动改革,但若放任低绩效者的劳动惯例继续下去,韩国经济的竞争力将大幅下降。应在体系化、合理的框架内,为低绩效者开辟培养能力的道路。
以年功序列为基础的复杂畸形工资体系也必须改革。年功工资是40至50岁人群被提前挤出主要岗位的重要原因之一。围绕通常工资范围的劳资矛盾也不断发生。本届政府上台后废弃了朴槿惠政府时期推行的绩效年薪制,推进引入职务工资制,但这同样进展缓慢。劳动界以难以制定客观评价标准为由反对绩效年薪制与职务工资制,但合理顺序应是先引入施行,再在过程中制定成员可接受的评价标准。作为年功工资体系发源地的丰田汽车通过劳资协议废弃年功工资,这一点颇具启示意义。
劳动改革立法的正当性因新冠疫情而更加明确。受新冠疫情影响,国内外电子商务企业正享受景气。曾一度被称为“岗位杀手”的美国亚马逊仅在3月和4月就招聘了近20万人,而梦想成为韩国版亚马逊的韩国酷澎的就业创造业绩却低于预期,新增雇佣也大多是短期兼职。原因在于,在韩国一旦以正规职录用便难以解雇,合同工满2年也必须转为正规职。
随着新冠疫情扩散,居家办公日常化,选择工时制等弹性工作制不断增加,但相关法律制度却不完备。据悉,实行居家办公的相当多企业计划在新冠疫情结束后继续维持居家办公。政府甚至编制并推广居家办公手册,但仍力不从心,因为既有的大框架依旧未变。随着平台劳动扩散,许多劳动者仍被置于法律范围之外。政府正在推进全民雇佣保险制,但在财源等方面尚有许多难关需要克服。
劳资政与执政党、在野党必须合力,把适合1970至1980年代的工厂时代劳动法改革为契合与新冠共存、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法律,才能创造出大量优质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