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在寅总统上月直接向金融当局下达指示,要求研究下调贷金业最高利率所带来的市场影响。金融圈内外出现观测认为,政府是否正在启动进一步下调年24%法定最高利率的工作。文总统在候选人时期曾承诺将当时年27.9%的法定最高利率降至年20%,但因担忧低信用者可能连体制内金融的“最后防线”贷金业也被排除在外而搁置。专家指出,虽应思考阻止部分企业掠夺性贷款的方案,但一律使用“降息”这张牌反而得不偿失。
据韩国金融委员会13日提交国会政务委员会的国政监查资料,文总统9月1日向金融委指示“研究下调贷金业最高利率的市场影响”。金融委相关人士表示:“确有指示”,“只是在监测2018年2月实施的最高利率下调影响的同时,持续研究今后方向”。2018年政府将年27.9%的法定最高利率下调至年24%。
金融委划清界限称,此次指示与推进进一步降息的工作性质不同,但金融圈反应不同。贷金业界一位相关人士表示:“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事态,(进一步下调最高利率的)动力曾有所减弱,若总统亲自出面下达指示,推进力可能再度增强”,“上次最高利率下调也不是通过修法,而是通过修改施行令实现的,因此这次也可能不经过国会,由政府层面修改施行令来下调利率”。与必须经国会通过的修法不同,施行令修改只需经国务会议和总统批准,若政府层面达成共识则相对顺利。
专家指出,下调法定最高利率如双刃剑。若消费者承担的利息超出其信用水平,则可加以矫正,并减轻平民的利息负担,这是积极面。但比起这些效果,更大的担忧是副作用:贷金市场本身萎缩,导致能够满足低信用者紧迫需求的民间资金供给受阻。实际上,据韩城大学教授金相奉的分析,2011年、2014年、2016年法定最高利率分别下调时,在非银行新借款的低信用借款人规模均出现显著减少。金教授表示:“法定最高利率每下调1个百分点,至少26万亿韩元的低信用者贷款需求有可能流向非法私人金融。”
如今贷金业使用者大部分信用等级在6~7级以下。他们即便在以平均年21.1%左右利率合法放贷的贷金业者处也常被拒绝。据平民金融研究院对贷金业、私人金融使用者的直接问卷调查结果,回答曾在贷金业者处被拒贷的比例去年为70.1%,与2016年的16%、2017年的31.7%相比大幅上升。主要企业的贷款批准率也从2015年的21.2%降至去年的11.8%,几近腰斩。
因此专家建议,若要在不剥夺平民接触体制内金融机会的同时降低掠夺性贷款风险,应思考综合性政策工具,而非一律下调最高利率。金融研究院研究委员李秀珍表示:“有必要像欧盟(EU)、英国等海外那样,尝试按贷款规模差别化、限制贷款期限或次数等多种方式”,“在设定法定最高利率时,与目前提出绝对水平的做法不同,采用市场利率的一定倍数或加点等相对方式更为可取”。 /宾兰赛记者 binthere@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