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财务出现问题时,本来完全有能力收拾局面,却过早放弃应对、使情况恶化的人不在少数。有趣的是,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会在财务崩溃迫近之前,购买新衣、去高档餐厅用餐,享受最后的奢侈。
最近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布中止有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的综合经济刺激方案讨论时,笔者也差点陷入同样的陷阱。特朗普把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刺激方案之间存在8000亿美元这一难以填补的差距,作为中止谈判的理由。
8000亿美元足以连续6年买下通用汽车(GM)生产的全部产品。这笔钱可以买下全球共享办公企业WeWork100次以上。此外,8000亿美元也超过加利福尼亚、纽约、佛罗里达、得克萨斯、宾夕法尼亚和伊利诺伊州政府年度预算的总和。
然而如今经济因新冠病毒而精疲力竭,为渡过疫情大流行带来的财务困境而借入巨额现金,我们所有人都坐在庞大的债务堆上。因此当特朗普宣布中止刺激方案讨论时,笔者疑惑,难道仅仅因为8000亿美元就要中止谈判?随后又反问,把8000亿美元视为“微小差距”的笔者是不是疯了。
但即便是像笔者这样的预算鹰派,在当前形势下也只能支持激进的经济刺激。这并不意味着要全额满足民主党要求的预算。例如,民主党试图通过提高州和地方政府所得税抵扣上限的方式,把部分刺激资金转给全国50个州中财政最宽裕的几个州的富裕纳税人,共和党对此加以制止是做得对的。
然而共和党应当看到更大的图景。当下比什么都重要的,是把政府的救助资金送到因疫情陷入困境的人手中。此外,在选举日之前通过综合经济刺激方案,从共和党的立场看在政治上也是明智之举。
从经济角度看需要救助资金的理由是,失业率仍维持在接近8%的水平,而政府几度投放的紧急支出效力已经消失。随着旅客骤减、客机停飞,航空公司的临时解雇(裁员)正演变为永久性失业;迪士尼宣布大规模裁员之后,全球第二大影院连锁Regal关闭了美国和英国的所有放映厅。这些都意味着大量失业,而没有什么因素比永久性岗位流失更冲击经济增长。
在一般性衰退中,过度投入公共资金会降低劳动意愿、扰乱市场信号。失业者不去寻找新领域的工作,而是依靠额外失业补助,等待与自己失去的相同岗位重新出现。但这并不是疫情之下遭遇的失业故事。
部分失业者因新冠病毒带来的严重风险而不得不留在家中。也有大量人因学校关闭、每天要在家照看孩子而无法找工作。但多数失业者是需求崩塌的受害者。例如,接待服务业和旅游业在疫情之后瞬间失去了几乎所有客户。这不是相关领域劳动者的过错,因此无法追究他们的责任,也难以提出解决方案。
企业的情况同样如此。它们也并非因自身过错而被推向破产边缘。其中还包括那些销售因社交距离而突然变得无用的商品和服务的公司。
此外,现在也不是被“新常态”下勉强调整经济这种担忧所困扰的时候。除少数例外,新常态只是在疫苗问世、把崩塌的需求恢复到疫情前水平之前的暂时现象。
当然,不能忘记我们借来的钱总有一天必须偿还。但目前美国的借贷成本处于低位,在偿还这场百年一遇的紧急时局的开支之前,还有未来数十年的时间余地。
基于这些理由,经济学支持追加刺激。即便不是如此,政治也偏好追加刺激。
如果想赢得今年11月的选举,共和党在数月之前就应该通过追加经济刺激方案。最好的机会已经错过,而次优的时机正是现在。在当前时点,特朗普可以做出的最糟选择就是宣布不再应对危机。
在全国选情中落后于乔·拜登的他,度过了惨淡的一周:总统候选人辩论会上的拙劣表现,以及围绕自己确诊COVID-19的含糊不清的善后处理,使支持率下滑。如今他几乎没有时间扭转局势。
因此他也许已经决定停止进一步的危机应对,把所剩不多的几个月任期在“安逸的无所作为(restful inaction)”中度过。
毕竟,即便由此使美国人和美国经济走到极限,也不会轮到他亲自去清理那些碎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