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9-29 | 황정원,박효정 기자

过高遗产赠与税助长违法……也推动财富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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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集团副会长郑容镇与新世界集团总括社长郑有庆在两个月后最终应税金额确定后,将分别缴纳高达2000亿韩元和1000亿韩元的赠与税。即便可以采用最长分5年缴纳的年度分期纳税,也需要不小规模的现金。若通过出售股票缴税,则面临最大股东持股比例下降的负担。正因如此,从李在贤CJ集团会长处获赠股票的CJ创始家族二代李京厚、李善镐也向税务机关提交纳税担保,选择了年度分期纳税。韩国国税厅相关人士解释称:“通常持有充裕现金的情况不多,因此继承税和赠与税分期缴纳的案例较多。”

继承税、赠与税最高税率50%的负担,一直被视为妨碍企业通过事业承继实现永续发展,以及阻碍储蓄和投资的因素,也是变通赠与或变通继承的原因。有不少批评认为,韩国企业经过两代左右便难以维持经营权、难以出现百年长寿企业,也是过高税率所致。英国《金融时报》今年1月报道称:“韩国的财阀企业因世界最高水平的继承税而面临危机,也出现了因承担不起继承税而卖掉企业、远走海外的人。”《金融时报》介绍,2018年承继经营权的具光谟LG集团会长及其姐妹5年内须缴纳9215亿韩元继承税。

日渐脆弱的经营权防御

继承税、赠与税是降低企业永续性、挫伤投资意愿的代表性税目。“过重的税负无助于维持产业竞争力”,这是大企业以及中小、中坚企业的共同认识。虽有承继家业可抵扣税款的家业继承扣除制度,但因条件苛刻及事后管理规定,利用率较低。若再考虑到执政党近期推动的企业监管三法(MRFTA、Commercial Act、金融集团监督法)导致经营权防御手段趋于脆弱,认为这会削弱企业活力、挫伤企业意愿的声音更为高涨。

已有不少中坚、中小企业因继承税负担而低价出售企业的案例。在国会国政监查中,继承税、赠与税也是常见议题,但政府顾虑“为富人减税”和放任财富转移的批评,态度毫不动摇。即便有所动作,也仅是小幅调整减免规模不大的扣除项目,税率不作改变。继承税、赠与税已成为政治领域问题,而非租税合理性问题。因此也有担忧认为,财富可能加剧外流至新加坡等继承税、赠与税负担较轻的国家或避税地。国会立法调查处在第21届国会开启之际发布的《主要立法政策现案课题》报告中也指出:“应在更细致地比较、验证海外主要国家继承税免税点和实际有效税率下的实质税负率的基础上,研究是否有必要下调继承税率”,“有必要就下调继承税率形成社会共识。”

在经合组织中位居第二高

据国会预算政策处数据,以2018年为准,继承税、赠与税负担占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韩国为0.4%,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达国家中位居第二高。OECD平均为0.1%,美国(0.1%)、德国(0.2%)、英国(0.3%)均低于韩国,日本为0.4%,与韩国持平。

继承税、赠与税税收从2009年的2.4万亿韩元增至去年的8.3万亿韩元,增长约3.5倍,在全部国税中所占比重也从1.5%升至2.8%。租税专家和政府内部普遍认为最高税率50%过高。由于该税率是在过去税源难以准确掌握的年代设定的,如今应至少下调至30%区间。唯有如此,才能与废除继承税、赠与税或减轻负担的全球趋势保持一致。首尔市立大学税务系教授金宇哲表示:“与仅由部分阶层承担高税率相比,更宜分阶段将税率下调至30%后段,扩大税源使更多人承担”,“就持股而言,换成股票出售可缴纳转让所得税,应制定与转让税整合等切实有效的课税方案。”

应先废除最大股东加价

特别是在税法学界,认为应取消仅在韩国以单独形式存在的最大股东加价率(大企业20%)的认识很强。原因在于继承税率本身已高,还以经营权溢价的名义再次加价。对大企业而言,实际税率并非50%,而是60%。在去年税法修正案讨论过程中,业界也强烈主张废除,但对大企业仅从30%下调至20%。对大企业而言并不符合公平性。韩国税务学会会长全奎安强调:“还需要一种制度,不在继承时点课税,而将课税时点递延至继承人处置继承资产的时点。”/世宗=黄正元、朴孝贞记者 garden@se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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