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韩国法务部将于28日进行立法预告的集体诉讼法制定案和Commercial Act修正案,忧虑多于期待,其背景在于其对韩国经济与产业界可能带来海啸级影响。若将此前仅限于股价操纵、虚假信息披露等证券领域适用的集体诉讼制度扩大至所有领域,并将受害者人数门槛定为50人,则可能出现毫无节制的“打击企业”现象。更有担忧的声音认为,若一审引入国民参与审判,判决可能被舆论左右。也就是说,以救济受害者、企业负责任经营为名的法律修订,反而可能成为产业界的毒药,甚至动摇其根基。
韩国法务部23日公开的集体诉讼法制定案和Commercial Act修正案聚焦于消费者受害救济。首先取消了可提起集体诉讼的领域界限,因此不限领域,只要聚集50名以上受害者即可提出损害赔偿请求。集体诉讼是指通过部分受害者提起的诉讼使所有受害者一并获得救济的制度。除申报排除者外,所有受害者均可依判决获得救济。此外,一审案件还适用国民参与审判。在诉讼过程中减轻受害者的举证责任,并引入诉讼前证据调查程序。但与刑事案件不同,陪审员评议结论不约束法院的判断。对反社会违法行为课以高于实际损失额赔偿金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也不再置于个别法律,而是纳入Commercial Act框架,使适用范围一般化。即加湿器杀菌剂、柴油车排放造假、私募基金不当销售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故意实施的违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均可适用。媒体也不例外。因恶意假新闻受害时,可提出损害赔偿请求。
由于以受害者救济为核心,产业界和学界担忧韩国产业生态可能因此动摇。理由是这些制度反而可能演变为恶意“打击企业”,偏离本意,形成“诉讼→审判→妥协→赔偿”的恶性循环反复,即只会壮大所谓“黑消费者”势力。延世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梁埻模指出:“最令人担忧的是滥诉”,“对品牌形象至关重要的企业,一旦诉讼被曝光或审判拖长,被迫无奈妥协的案例可能层出不穷。”
政府推动扩大集体诉讼的背景是德国大众汽车油耗造假事件即所谓“柴油门”,但一旦相关立法落地,被“猎捕”的恐怕不是海外企业而只是韩国本土企业,从而导致投资萎缩、阻碍经济复苏。世宗大学经营学系教授金大钟表示:“企业若有违法行为理应受罚,但如果演变为无差别滥诉,经营会更加艰难”,“在COVID-19事态使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勒紧企业的法律可能导致工厂等韩国企业外流,进而造成岗位减少。”
韩国产业、经济团体乃至企业也要求政府“重新审视”,谨慎处理。全国经济人联合会方面表示,这与韩国法律体系不相符,且可能构成过度处罚。也就是说,与韩国法律体系不相符的法律修订可能只会给企业造成不可恢复的损害,因此需要慎重研究。一位财界人士称:“滥诉不仅意味着金钱上的法律费用支出,在时间上也会妨碍企业本来的经营活动”,“不得不对舆论高度敏感的企业,蒙受冤枉的案例可能频繁出现。”
若此次制度改革按政府原案立法,黑消费者的恶意滥诉对中坚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负担可能高于国内外大企业。因为大企业可建立体系化的内部法务组织,并随时获得大型律所咨询,相对有能力防御恶性诉讼,而中坚企业和中小企业具备此类自有体系的并不多。
稍有不慎,企业在开发和推出应用新技术、新服务的商品时可能因担心被起诉而提心吊胆,错失上市良机,从而失去抢占新市场的机会。对于采用前所未有新技术的产品或服务,即便是海外大企业也常在上市初期暴露大小需完善之处。若每次都有数十至数百名消费者抓住把柄有意提起诉讼,该产品形象将受损,可能在市场上被冷落,最坏情况下销售也会受阻。此外,按政府原案,被起诉的企业无法对此提出不服,只能无条件应对本案诉讼。因此预计还会出现与实际归责与否无关,在长期消费者纠纷诉讼期间被打上“被告”烙印、不得不承受品牌形象打击的情形。
不过,此次政府政策的出发点是保护善良消费者而非恶意消费者,因此当局和立法机关应在保留其正面功能的同时,朝着防止打击企业经营意愿、阻碍创新等负面影响的方向逐步完善制度。企业也需借此机会以更加尊重本国消费者的姿态,整备事前质量管理和事后消费者管理体系。/记者 安贤德·李京云·全熙润 always@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