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的扩散势头没有停止。它引发多重危机,也有可能扩大为“完美风暴”。对舆论敏感的政府显得有些焦躁。宣布推进到2025年向数字新政、绿色新政以及扩大就业投资190万亿韩元的“韩国版新政”战略计划,也可以看作出于这一缘由。新政中绿色新政的投资规模最大。归根结底,绿色新政的成功将决定此次战略的成败。然而负面意见也很多。原因在于反映了焦躁心态的、以理念为主的政府干预。科学目标的达成与效果推断也不充分。当然,这种争论也是全球共通现象,但在我国,个别项目投资效率的检验和优先顺序的设定尤其显现出问题。
就绿色新政而言,我国技术创新的局限非常明显。清洁与环保产业的经济性主要由技术创新速度决定。过去十多年间,以发达国家为中心,太阳能与风电的技术创新具有划时代意义。部分国家展现出最高竞争力。照此发展,环保能源似将在2030年代成为主力能源。然而以太阳能、风电为主的国家能源系统并不理想。众多新再生能源源与化石燃料、核电等既竞争又相互补充才是理想状态。事实上生物质、太阳热等处于停滞或倒退状态。最近备受关注的氢能,清洁的“绿氢”生产短期内也无法期待。电动车、氢燃料车在世界任何地方没有政府补贴都不可能。就我国而言,恶劣的新再生资源赋存条件与技术创新能力的局限,只能靠扩大政策投资来克服。但技术创新并不是靠“盲目”的先行投资就能实现的。
地缘政治条件也不友好。因COVID-19事态,清洁与环保领域的国际合作正大幅后退。COVID-19事态之后,“美国优先”等国家利己主义高涨,全球生产联结正在倒退。为人类共荣的全球供应体系正在崩塌。这一趋势在COVID-19结束后的“新常态”体制下仍将延续,并有成为技术创新阻碍因素的迹象。专注于开放经济体制的我国,不可避免要比先进竞争国承担更多额外负担。这不是仅靠政府主导投资就能解决的问题。
资本成本上升也是需要考虑的事项。COVID-19事态之后,伴随税制优惠的政府投资扩张持续进行。然而政府投资扩张可能带来挤压民间投资和利率上升等副作用。这样的条件尽管有政府支持,也只会导致个别项目投资成本扩大。投资不是仅凭政策意志就能实现的。照此下去,反而连公共投资也可能萎缩。这正是刚刚启动的新政基金前景令人担忧的原因。
COVID-19虽难以早期结束,但即便结束,也必须防备负面波及效果延迟发生的可能性。非科学的理念型投资会导出能源需求与价格同时下降这一最坏结果。2010年代初与今年上半年,依赖政府补贴的欧洲新再生电力价格接连下跌即是证明。也有研究结果显示,我国扩大新再生能源到2040年预计需追加负担150万亿韩元。若市场不安与技术创新迟滞效应叠加,国民负担将进一步加重。让我们把新政政策的目标年限从5年延长至20年左右。激发企业家精神,倾听专家的意见。慢慢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