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非正规职工问题带入政治核心议题的第一位政治家是前总统卢武铉。他在2002年大选中表示要擦去非正规职工的眼泪、呼吁支持,就任后立即致力于改善非正规职工待遇。成果也很大。最重要的是大幅改变了社会对非正规职工的认识,并在公共部门非正规职工转为正规职工、制定非正规职工保护法等方面竭尽努力。文在寅政府的公共部门非正规职工归零(0)政策可谓处于这一政治解法的顶点。
非正规职工归零虽是文在寅政府的代表性产品,但难以成为长久被铭记的政绩。三年间将20多万名非正规职工转为正规职工,其中75%为总部直接雇用,这一成绩值得夸耀,但也暴露出明显局限。第一是公平性争议。在仁川国际机场公社、首尔交通公社等知名公共机构,非正规职工转正损害招聘公平性的批评被强烈提出。正如文总统19日在青年日纪念仪式上提到的,这种解法在求职者看来是关上了机会之门,在总部正规职工看来则是损害招聘公平性的政治决定。今后此类转正即便在公共部门也不会容易,向民间扩散的可能性接近于零。
第二是无固定期限合同工的膨胀。2004年以来公共部门累积的无固定期限合同工(公务职)已接近40多万人,但大多被放置在人事管理的盲区。他们虽是总部职员,却成为与既有正规职工走不同轨道的异质群体。没有面向他们的一贯薪酬体系、职级体系和职业生涯管理系统。自4月起由劳资政三方组成的公务职委员会正在讨论待遇改善方案,但以这种方式不可能拿出解法。组织内部矛盾的火种将扩大,与正规职工的差别待遇争议也将不断。
非正规职工归零政策在政治上或许算成功,但在经济上是失败。如今应当寻找比一刀切的政治解决更复杂但更根本的、亲市场的解法。最重要的是应放弃对非正规职工转正的执念。非正规职工反而呈增加趋势。随着扩大子公司外包,以及自由职业者和平台劳动等各种形态的特殊形态劳动者增加,非正规职工保护法的药效也在下降。越是走向数字经济,非正规形态的劳动必然增加。加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事态长期化、非接触服务增多,小微自营业者大举进入非正规劳动市场的可能性很高。泡沫破灭后的日本就是如此。1988年接近25%的自营业者比重五年间降至15%左右,非正规职工比重则从20%跃升至30%。韩国也很容易如此。
如今应正视无法通过政府政策或法律减少非正规职工的现实。一条路径是政府对面向非正规职工的人力资源管理和社会安全网进行投资。非正规职工在企业人事管理中被排除在外,因此几乎没有能力开发或加薪的机会。这在长期内会降低人力素质和劳动生产率,宏观上侵蚀潜在增长率。滥用非正规职工对个人、企业和国民经济都是损失。只要建立好非正规职工按职业分类的职业生涯管理系统和职务型薪酬体系,并消除雇佣保险等社会安全网的盲区,问题大部分就能解决。可否通过公共机构或行业协会,按职业积累标准化的职务信息和薪酬数据,并铺设能够管理技能与经历的基础设施呢?
这种思路的良好案例是韩国雇佣劳动部计划于11月实施的建筑日工雇佣改善方案。该方案将建筑日工的经历、资格、教育培训等数据以电子卡汇集,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体化的职业生涯管理系统和按技能等级的合理薪酬体系。这相当于在企业之外为建筑日工构建一体化人事管理体系,同时也能划时代地缩小雇佣安全网的盲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