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oul Economic Daily专访>权泰信 全国经济人联合会常任副会长。/吴承贤记者 2020.09.18 权泰信(见图)全国经济人联合会常任副会长(韩国经济研究院院长)15日赶赴国会,会见国民力量党紧急对策委员长金钟仁。原因在于,执政党势大姑且不论,连被财界视为最后防线的第一大在野党党首也公开赞同Commercial Act、MRFTA、金融集团监督法的制定与修订,危机感因此加剧。心情十分迫切。
权副会长18日在汝矣岛全经联会馆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表示:“Commercial Act对企业活动而言相当于宪法”,并比喻称“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朝着妨碍企业活动方向推进的Commercial Act修订,等同于侵犯企业在宪法上的基本权利”。他在约一个小时的采访中一口水都没喝,倾诉了对“企业监管三法”的忧虑。他认为,法案通过导致企业经营活动萎缩,将引发投资减少和就业市场萎缩,最终损失只能由国民承担。本就患有严重基础疾病的韩国经济,可能因此受到致命伤。
最大的问题在于,正如无视现实的房地产租赁三法(租金上限制、租赁申报制、合约续签请求权制)在缺乏充分讨论的情况下仓促通过、副作用层出不穷那样,这些法案也可能被草率处理,从而放大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权副会长说:“我非常担心在朝野未达成一致、无视作为直接利害相关方的企业意见的情况下被单方面通过。”/对谈=徐正明 产业部长 vicsjm@sedaily.com
审计委员分离选举,只是给投机资本做好事
文在寅政府执政首年2017年最低时薪为6470韩元,今年升至8590韩元,三年间上涨32.8%。面对远超市场承受水平的急剧最低工资上调,业主纷纷辞退员工。打着让人“过上像人一样的生活”旗号的善意政策,反而集中打击了非正规就业的脆弱群体。权副会长称,企业监管三法修订亦是如此。他表示:“如今只抱着通过修订Commercial Act遏制大股东专横、保护小股东这种非常理想化的想法”,“说要保护贫困劳动者而提高最低工资,结果如何?小微自营业者承受不住,索性把岗位取消了。”他主张,虽以公正为名主张企业监管三法立法的正当性,但其危害将如急剧上调最低工资那样,副作用更大。
执政党与政府推进的企业监管三法包含审计委员分离选举与大股东表决权3%上限、引入多重代表诉讼制、废除专属告发权、强化控股公司持股比例标准、强化利益输送监管等内容。这些条款无一不在压抑企业经营的自主性和积极性。权副会长特别指出:“企业对审计委员分离选举和引入多重代表诉讼制感到相当大的威胁”,“国会应对这些内容进行全面重新审议。”他惋惜地表示:“尽管因新冠肺炎疫情正经历外汇危机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境,却还要处理Commercial Act和MRFTA修正案来束缚企业,这就是韩国的现实。”
财界最为担忧的审计委员分离选举,是在股东大会上从一开始就单独选举将担任审计委员的董事的制度。此时“大股东及特殊关系人”可行使的表决权被限制为3%。财界担忧,若引入审计委员分离选举制,以外资对冲基金为代表的投机资本对国内企业的攻击将常态化。即只要有意,便可通过拆分持股进入董事会,并施加干预经营、窃取核心信息等威胁。
事实上,2004年外资基金苏弗林曾取得SK股票14.99%,并将基金拆分为5只各持2.99%。这威胁了最多只能行使3%持股的SK会长崔泰源的经营权。权副会长批评称:“若引入审计委员分离选举制,大股东持股比例无论是30%还是50%,在委员选举中可行使的持股比例只有3%”,“不明白为何要做这种只给投机资本做好事的事情。”
400亿投机势力可对三星集团旗下7家子公司提起诉讼
他还表示,这从根本上瓦解了市场经济的根基。权副会长直言:“市场经济的核心是股东权”,“正如自由民主主义中投票是每个人行使一票,市场经济中按持股数量行使表决权是基本原则。”
只需持有母公司1%(上市公司0.01%)以上持股便可对子公司董事提起诉讼的多重代表诉讼制,其副作用同样显而易见。权副会长表示:“母公司股东可以对自己并未出资的子公司提起威胁性诉讼”,“这有可能成为意图侵夺经营权或谋取短期收益的投机资本施压企业的手段。”他解释称:“对市值第一的Samsung Electronics提起多重代表诉讼所需资金仅为400亿韩元”,“也就是说,投机资本势力只要有400亿韩元,就能对Samsung Electronics及其7家子公司提起诉讼。”以LG集团为例,只需12.4亿韩元便可取得控股公司㈱LG 0.01%的持股,并由此对5家子公司提起诉讼。
权副会长表示:“由于多重代表诉讼制存在滥用可能,英国、德国、法国等主要国家并不承认该制度,美国和日本仅在认定存在‘经济一体性’的情况下有限允许。”根据日本公司法第847条,只有母公司持有子公司100%持股等情形下才可提起多重代表诉讼。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更是规定必须获得法院许可才能起诉。权副会长强调:“我认为韩国并不具备引入多重代表诉讼制的条件。”
他还指出,通过修订MRFTA推进的控股公司持股比例强化(上市20%→30%、非上市40%→50%)与利益输送监管强化(无论是否上市,总裁家族持股20%)相互矛盾。权副会长说:“顺应政府政策提高子公司持股比例的控股公司,其许多子公司将被纳入强化后的利益输送监管对象”,“这等于让人多持股,又把他们归入利益输送对象加以监管。”
他认为控股公司监管强化与利益输送监管本身也各有问题。他强调:“系统集成(SI)、物流、维护保养耗材(MRO)等领域的业务由公司内部承担还是委托外部,是经营判断问题,现在连这个也要监管。”对于控股公司监管强化,他指出:“过去政府为化解相互持股问题而鼓励转向控股公司体制”,“如今又说要做控股公司就得多持有子公司持股,这是政府的自相矛盾。”据全经联统计,以去年为准,34家限制相互持股企业集团中,16家非控股公司集团若转为控股公司体制,经分析将额外需要30万亿韩元。权副会长说:“大企业将不得不把巨额资金用于购入持股,而非投资或创造就业。”
韩国经济须做好L型长期萧条的准备
在新冠疫情大流行导致国内企业业绩骤降之际推进企业监管三法,财界的担忧只会更大。专家普遍预测,新冠疫情状况也将持续一段时间。同时担任全经联下属韩国经济研究院院长的权副会长预测:“在新冠病毒完全消失之前,大大小小的冲击将反复出现”,“虽有乐观预期,但考虑到病毒变异和副作用忧虑等,到明年全球恐怕也难以完全摆脱新冠影响。”韩经研将今年经济增长率预测为-2.3%,目前正考虑进一步下调。权副会长表示:“在内部经济体质不断虚化之际又叠加新冠冲击,‘V型反弹’很难,须做好‘L型’长期萧条的准备。”
实际上以单腿支撑韩国经济的制造业竞争力正在落后,这也是问题。权副会长解释称:“十大制造业中,汽车、机械装备、基础金属、金属加工、橡胶塑料等5个行业的生产能力呈停滞或下滑态势”,“这些行业的就业占比达到60%。”就业创造效应大的制造业萎缩,对岗位和地区经济是致命的。他强调:“亟须提高劳动市场灵活性、改善企业相关监管,以确保制造业经营环境相对竞争国具备比较优势。”他同时表示“应通过亲企业的经济改革为企业营造投资环境”,并向政府建议:△劳动改革(每周52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差别化)△监管改革(转向负面清单监管)△税制改革(所得税、法人税体系改革)。
对于政府应对新冠的财政政策,他承认其必要性,但指出当前这种形式的“撒钱”是浪费。权副会长表示:“在危机状况下为守住增长率而放松财政是对的”,但“财政投放应着眼于提高生产率、为未来做准备”。出身经济官僚的他批评说:“过去为节省几十亿预算要讨论到凌晨,如今投入100万亿、200万亿韩元已不再困难”,“归根结底是花国民的税金,财政运用太不负责任。”对于财政健全性恶化的忧虑,他担忧地表示:“国家债务增长速度太快”,“更令人担心的是那种认为国家债务比外国低所以没问题的认识。”政府和执政党将韩国国家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为40%多、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平均110%作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逻辑依据。权副会长说:“考虑到韩国对外依存度高的特性,国家债务比率以40%为适当。”/整理=韩在英记者 jyhan@sedaily.com 摄影=吴承贤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