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经济民主化是错误的虚构。”
申章燮(图)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系教授18日在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电话采访时批评称,“韩国的两极化并非因财阀,而是因政府政策而加剧”。申教授为英国剑桥大学博士,自1999年起任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系教授,以对韩国经济结构性问题提出犀利批评而知名。
就两年后大选前政界兴起的经济民主化风潮,申教授表示,“经济民主化的基本逻辑是财阀垄断力增强导致两极化加深,但韩国的两极化并非因财阀而加剧”,“1990年代初期是韩国财阀的兴盛期,当时分配指数反而有所改善”。他接着强调,“1997年IMF外汇危机引发结构调整时,韩国进行了全球最强力的财阀改革,但此后两极化反而更加严重”,“不是财阀改革没做,而是进行了以公司短期利益为先的股东导向型改革”。
申教授还称非正规职问题同样源自IMF外汇危机之后,他批评说,“归根结底,如今的两极化问题等是IMF结构调整造成的,把相关责任归于财阀是有问题的”,“要解决两极化,就得找出两极化的原因加以解决,而只是提高政府和金融机构对财阀的掌控力,完全不可能成为解决方案”。
对于不仅执政党,近来连国民力量党代表金钟仁也表态支持Commercial Act·MRFTA·金融集团监管法修正案等所谓“企业规制三法”,他提高声调表示,“我认为企业规制三法本身就是说不通的法案”。申教授批评称,“企业规制三法存在诸多问题”,“其中商法修正案规定在分离选任1名监事委员时,控股股东及特殊关系人无论合计持股比例如何,表决权最高只限于3%,这很可能构成违宪事项”。
就商法修正案中引入多重代表诉讼制等强化小股东权利的内容,他强烈批评称“这才是股东独裁”。申教授表示,“韩国国民年金推行‘尽责管理守则’等,无论左右都在加剧对企业施压的动向”,“企业本来是随着销售或利润增长而增加雇佣、提高工资,一味要求增加社会价值而对企业施压,不可能成为解决方案”。他接着批评说,“政界等未提出实质性的两极化解决方案,反而给出了错误的处方”,“把财阀无条件视为改革对象的人,与想从财阀身上获取利益的人,其利害关系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才出现了当下这种局面(经济民主化)”。他尤其就“经济民主化”这一名称表示,“只是冠上了民主化这一宏大的名号,实则可视为把财阀收入手中的社会主义政策,归根结底不过是为控制财阀的修辞”。
关于国民力量党近来赞成企业规制三法的气氛,他批评称,“在韩国被称为右派政党的这些人,不考虑自己处于什么立场就推动经济民主化”,“其真意令人费解,某种程度上说也很可悲”。
申教授认为,政府不应过于在意分配,而应首先加快推动增长。他表示,“回看我国经济增长历程,增长率高时分配得到改善,增长率下降时分配就变差”,“有钱人即便经济恶化也能利用可用资本赚钱,而穷人则工资停滞或被解雇的可能性更高,分配只会更糟”。他接着表示,“两极化问题的本质正被对高收入资产者的嫉妒或妒忌所混淆,但必须增长才有分配的余地,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申教授对政府的就业政策也提出尖锐批评。他指出,“文在寅政府推动收入主导增长等,大幅提高最低工资,结果雇佣没有增加,原有的岗位反而减少”,“仅有的新增岗位是靠政府财政创造的岗位”。他接着批评说,“这类财政投入型岗位终将长期成为后代的负担,财政依赖度也会更高”,“在各种政策导致企业无法创造岗位的情况下,继续怪罪企业是不妥的”。
申教授提到自己近期撰写的《企业是什么》一书,强调归根结底企业活下去,国家经济才能活起来。他指出,“政府必须细致把握经营企业的人追求什么”,“即便是职业经理人,最终也是通过与法人的契约,必须把企业的生存和追求利润放在首位,追求社会价值或提升股东价值理所当然只能排在第二位”。他接着强调,“企业仅凭存在本身就为人们创造岗位、缴纳税金,创造出无数附加价值”,“政府主导型岗位无法满足人们自我实现的基本欲望,归根结底让企业活下去才是最好的福利”。
申教授表示需要更明确的监管改革等政策,“现在政府未能正确理解企业的本质,却在强迫企业接受不合理的要求”,“有必要更高地评价企业在追求利润过程中创造的社会价值”。 /世宗=梁哲民记者 chopin@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