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9-17 | 권홍우 논설위원

[权洪祐专栏]须从零点起重新校正的韩国战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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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到了。就像不仅忙于收割、还要为明年以后回味夏天的聪明农夫一样,我军也到了作出判断的时刻。去年夏天,我们围绕已故白善烨将军安葬于显忠院展开了争论,社会分裂的面貌也暴露无遗。问题在于,只付出了代价,却既未达成共识也未汲取教训,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遗忘和搁过。像锅一样容易烧热又冷却的世态,与李芳远“何如歌”式的思维相通。正因为有“这样……那样又有何不可”的认知,我们付出了无数代价。经济上经历了外汇危机(IMF),政治上帮派文化固化。防务产业腐败也萌生于像万寿山藤葛一般缠绕的组织文化与人脉之中。

摆脱社会上弥漫的“和气生财”文化的出路,在于其对立面——“原则”。我们丝毫无意在这个秋天重新点燃曾在夏天炙热的白善烨之争。但若毫无所得、只白白耗费社会成本地过去,那就与年年反复遭受水灾的农夫没有分别。有一项能让白善烨争论更具建设性的建议,那就是重新剖析韩国战争史。国防部刊行的《韩国战争史》评价不高,比起美国、日本乃至俄罗斯和中国出版的韩国战争史,更受国内外学者冷落。

我们所写的韩国战争史存在两个问题。第一,被涂改了无数次。有实权的将军过度包装自己的功绩,下一个修订版中其他将军的influence又起作用,以至于到了不知该从何处着手修改的地步。这很大程度上源于把战史当作褒奖抚恤的依据文件来认识。还有许多功勋,是由据称领取了相当一部分勋章的行政人员的笔写成的,而非死后无法发声的阵亡者。

已故白善烨将军正处于这些疑问的中心。最近还出现证词称,白将军退出公职后30年间以事实上的“终身职”担任军史编纂委员会咨询委员长,把战争史用作“自我英雄化”的工具。德国和美国越是败仗越彻底分析,为的是不再重复。而我们则努力抹去或忘却,甚至有被伪装成胜利的情况。被包装为“肉弹十勇士”的一名士官在朝鲜被尊为战争英雄,就是代表性的例子。

负责刊行的军史编纂研究所的立场是,已包括共产阵营在内,比较研究了外国的官方战史后才刊行战争史。然而,无论哪个兵种、哪个级别,我都未曾遇到过一位军官说我们所写的韩国战争史对执行任务有帮助。韩国战争官方战史所存在的第二个问题恰在此处:以事件罗列为主,难以找到教训,也没有对朝鲜军或中国军作战意图的分析。

真正善用战争史的国家,无疑首推德国。首次设立参谋本部并开发近代战略战术的德国,在组建参谋本部时,于人事、情报、作战、军需四个参谋部门之外另设两个直属队(情报队和战史刊行组)。战史由作战参谋部负责,用意在于分析以往胜败原因,用于今后的战斗。德国在一战前制定施利芬计划时,甚至把公元前216年歼灭罗马的汉尼巴尔的坎尼会战也列为研究对象。

重新刊行韩国战争史的最大目的,是以过去为镜、追求常胜之军。立下原则、为白将军争论画上句号只是附带目标。这对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也很必要。没有意志和能力分析过去战争的军队,能否妥善制定今后的战争计划?若无法自主制定作战计划,作战指挥权移交也只是空话。

如果重新撰写战史,记述的原则必须明确。正如E·H·卡所说,战争史恰恰不应是单纯的罗列,而应成为过去与现在的对话。需要以能够与过去对话、设计未来的人才为主力,重新审视韩国军走过的战斗现场。亚里士多德在《论天体运动》中说:“最初的测量哪怕只偏差一点,之后也可能扩大数千倍。”哲学家们有时会把这句话中的“测量”换成“真实”来引用。韩国战争史偏差得太远了,现在是从零点重新校准、重新撰写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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