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新冠疫情)冲击,不仅韩国,全球都在大举投入财政资金。政府近期公布了规模达7.8万亿韩元的第四次追加更正预算案,以及支出增长率8.5%、规模达555万亿韩元的2021年政府预算案。随着国家债务将在两年后突破1000万亿韩元,高效的预算编制以及危机之后的财政管理等财政政策变得尤为重要。本报向三位财政专家(按姓氏顺序)——首尔市立大学税务学系教授金宇哲(前财政特别委员会委员)、忠南大学经济学系名誉教授廉明培(前韩国财政政策学会会长)、首尔大学环境研究生院教授洪钟浩(前韩国财政学会会长)——请教了今后的政策方向。/编者按
●出席者
首尔市立大学税务学系教授金宇哲、忠南大学经济学系名誉教授廉明培、首尔大学环境研究生院教授洪钟浩(按姓氏顺序)
——如何评价第四次追加更正预算案?
△廉教授=追加更正预算应扮演抢救垂危急诊病人的“氧气呼吸机”角色。应针对因保持社交距离措施而受到严重打击的个体经营者、小微工商业者、脆弱行业失业者等收入骤减的群体,进行集中的精准支援。如果目的是振兴经济,向全体国民发放补助金是合适的,但现在应把第四次追加更正预算全额用于支援生计立即受到威胁的群体。
△洪教授=把因新冠第二波扩散导致防疫加强而在销售额减少、就业不安、失去工作岗位等经济生活方面受到直接打击的职业与群体作为首要支援对象,看起来是恰当的。规模定为7.8万亿韩元,可以看出财政当局意在将今年管理财政收支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维持在6%左右。
△金教授=我认为,就应对新冠再度扩散带来的经济困难与风险加剧而言,这一方案尚不充分。要向因经济衰退长期化和保持社交距离加强而直接受损的人群提供实质性支援,其局限性十分明显。
——在国会审议过程中有需要修正的部分吗?
△金教授=由于支援对象范围定得过宽,导致支援水平过低,这一点必须加以弥补。通信费支援是最应纠正的部分,向青年发放50万韩元也应仅限于缺乏维持当前经济生活能力的情形才合适。
△洪教授=向满13岁以上人群支援2万韩元通信费,究竟出于什么目的、期待何种效果而作出决定,令人难以理解,需要从零开始重新考虑。
△廉教授=应避免针对青年、小学生家长、全体国民减免通信费等以不特定多数为对象的消费层面无差别支援。
——在追加更正预算的讨论过程中,出现了“甄别”还是“普惠”的争论。对于像第一次那样向全体国民发放补助金,您怎么看?
△金教授=我认为目前韩国的财政状况没有余力再追加发放全民补助金。如果新冠危机持续下去,真正连维持生计都不可能的脆弱群体会大幅增加。财源应优先且集中地用于脆弱群体。
△洪教授=围绕灾难支援金的甄别与普惠之争,既与基本收入问题相互交织,又因对“舆论”和“政治”比对“正道”和“政策”更敏感的政界人士及政治圈过度介入,而处于极度混乱的状态。对于有人试图以新冠带来的经济冲击为契机、借紧急灾难支援金实现基本收入理念的动向,我持警惕态度。第二次追加更正预算时采用全民灾难支援金方式,将成为今后财政运营的负担。如果能秉持集中支援可能陷入经济困境的中位收入以下群体及小微工商业者这一原则去说服国民、一贯地推进政策,那么不仅政策实效性更好,从通过增进社会关怀与团结实现国民融合这一大义层面看也会好得多。
——政府解释称,由于新冠局势仍在持续,明年扩张性财政也有其不可避免的一面。
△廉教授=虽然因新冠事态短期财政扩张不可避免,但不能以事态紧急就先灭火为由胡乱撒钱。必须认真思考使政策效果最大化的方案,探索“明智支出(wise spending)”。换言之,也要同时思考如何把财政健全性恢复过来。
△洪教授=政府的财政运营与新冠事态结束的时点密切相关,因此到明年为止扩张性财政运营有其不可避免的一面。问题在于运用扩张财政的方式。需要深思熟虑,把财政用在哪些领域、以何种方式使用才能带来经济的良性循环。我想建议积极把财政用于与绿色新政相关的智能社会间接资本(SOC)。将数字与绿色结合的SOC项目(涉水的治水与利水、电力输电网等能源基础设施)具有很大的产业带动效应和就业创造效应。
——您如何看待政府到2025年投入114万亿韩元国家财政的韩国版新政项目?
△金教授=作为应对经济衰退的手段,项目在短期内被规划出来,因此存在以单纯财政投入支持研究开发(R&D)为主来编排政策的局限。新再生能源领域因与环境保护相连的公共性而需要政府介入,我认为那里尚有财政投入的空间。但在信息技术(IT)领域,民营企业正围绕未来市场与利益展开生死攸关的竞争。缺乏技术知识与理解的政府利用财政直接参与市场的方式难以期待成果,财源浪费风险高、效率低。比起财政,从根本上改革制度与环境才是政府更重要的角色。
△洪教授=我的看法也类似。数字领域民间能做得好得多,而且已由全球科技(tech)企业主导。政府若贸然把财政用于特定部门,可能扭曲并抑制包括民间投资在内的决策。相反,绿色领域存在大量市场失灵。为减缓气候变化而以可再生能源为中心的能源转型及提高能效政策、为适应气候变化而建设城市·河川·海岸基础设施,首先需要政府的主导性作用和财政投资,因此有必要加快速度。
——您如何评价政府的裁量性支出结构调整与财政执行管理?
△洪教授=财政支出结构调整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新建道路项目有必要完全从零基础重新审视。传统SOC应转向对老旧设施再投资的视角。特别是对因部门之间根深蒂固的壁垒而产生的重复项目,需要大刀阔斧地结构调整。此外,还应构建实质性的指挥塔系统并持续监测部门间协作成效,从而通过最大化部门间协作来提高项目效果与预算执行效率。
——今年的追加更正预算和明年的本预算中消费券预算增加了。包括乘数效应在内,其实效性如何?
△金教授=消费券确有降低消费过度萎缩风险的效果。不过,不能期待超出短期、一时性的效果。发生经济危机时消费总量会减少,消费券制度只是让消费者在减少的消费中用政府财源而非自己的钱去支出一部分而已。
——政府期待通过财政投入扩大GDP,从而税收增加、国家债务比率下降的良性循环效应。
△廉教授=“好负债(善良的债)”绝不可能。要使这一理论成立,财政乘数必须大于1,但实际上由于挤出效应等因素,乘数小于1。特别是像紧急灾难支援金这样的现金福利支出,乘数效应仅为0.16,水平非常低,因此靠举债进行政府支出,现实中很难期待有足以偿债的经济增长。
△洪教授=今年因负增长和增长率下降,追加的税入更正可能难以避免。那么今年的国家债务比率有可能达到44.5%,高于政府提出的43.9%。文在寅政府将被记录为使用了历史上最大规模、最快速度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政府。问题在于2021年。只有打开景气活跃与经济复苏的通道,2022年的财政运营负担才会减轻。
——国家债务占GDP的比率从去年的38.0%上升到今年的43.9%。即便考虑到新冠危机状况,近几年债务增加速度急剧加快这一点令人担忧。
△廉教授=我认为扩张财政的膨胀速度过快。国家债务每年跨越百万亿韩元级别的门槛,以10%以上的可怕速度急剧膨胀。现政府即便在并非严重危机的时期也过度扩张了财政。希腊和阿根廷这样的国家过去生活富裕,但因民粹式的散漫财政运营,如今正饱受极度财政崩溃之苦。为了在遭遇危机时让财政真正发挥防波堤和支柱作用,平时就必须把它构筑得坚固稳健。不能忘记,我们之所以能成功度过此前的外汇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正是得益于健全的财政。
△金教授=应对新冠经济危机的财政政策运营原则,是在维持中长期财政健全性这一现实约束下,积极且高效地运用财政余力,以免经济基本面受到严重损害。追加更正预算和明年的支出增长有其不可避免之处。维持财政健全性在危机局面下是政策的约束条件而非目标,但即便如此,目前的债务增加速度仍然过快。至少在新冠危机之后,应开始通过财政稳定化来恢复已被大幅消耗的财政余力。考虑到目前韩国的潜在增长率和债务管理目标水平,管理财政赤字的长期均衡水平为3%。新冠危机之后应努力把财政赤字降到这一水平。
——不久前,国家债务占GDP比率40%、管理财政收支赤字3%曾被视为某种心理上的最后防线。您认为应管理在何种水平?
△洪教授=很难一概而论地说出适当水平。若发生像新冠事态这样无法预测的情况,扩张性财政运营不可避免。问题在于,在新冠之前的2019年政府制定的财政运营计划中,也预测五年间管理财政收支赤字规模将持续增加。如果依赖低利率而忽视累积的国家债务的潜在严重性,就难以摆脱财政运营安逸的批评。
△廉教授=我们依据相当于GDP 60%水平的欧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并考虑韩国的特殊情况(统一费用10个百分点+养老金负担10个百分点),一直默认把40%作为适当债务比率加以坚守。必须牢记,财政一旦开始崩塌就会无法控制。哪怕现在也应制定把国家债务比率锁定在40%区间内的财政准则。因为这一比率一旦超过50%,就可能再也难以控制。应通过支出改革尽可能削减不必要、不紧急的支出,重新按对经济增长有效的支出排定优先顺序。
——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平均110%相比,绝对数值确实良好,但国家债务比率上升趋势对国家信用评级会有何影响?
△金教授=目前其他OECD国家也面临大规模财政赤字和国家债务急升,因此我认为不会只把韩国的财政恶化当作问题。但如果韩国的国家债务超过中期财政运营计划中的预期比率(2024年58%),在那一时点由于被判断为我国经济难以承受的债务增速,国家信用评级的下行压力将相当强烈地发挥作用。
△廉教授=考虑到今年因新冠全球国家负债都增加了,我不认为一超过46%就会立刻下调信用评级。不过,如果为应对危机而产生的负债增速远快于其他国家,就会构成评级下调的理由。我不同意“我们的债务比率相对OECD平均绝对良好,所以可以安心”的想法。因为OECD平均值中包含了美国、日本、英国、欧元区国家等所有主要储备货币国。它们即便国家负债相当高,也能借本国货币的实力撑下去。
△洪教授=由于这是大流行引发的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状况,我判断因国家债务比率上升而导致国家信誉下降的可能性不高。不过,政府以与OECD平均相比我国绝对数值良好这类安逸的防御逻辑作为挡箭牌并不可取。因为韩国的债务比率上升速度和老龄化速度都非常快。
——随着基础养老金、儿童津贴等刚性转移支出持续增加,今后财政支出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似乎也需要考虑与支出增加相匹配的税入扩大。有必要增税吗?
△洪教授=如果想把福利水平提高到高于现在的程度,最终税负只能增加。若增长率低于预期,按照税收弹性,税收收入也会减少。韩国尚未就把福利水平推进到何种程度形成国民共识。“中负担/中福利”这种表述是错的。中福利/中负担才对。应先就福利水平与范围形成国民共识,再就为满足这一水平需要征多少税达成共识。
△廉教授=财政支出扩大导致财源不足时,原则上应增税。不过,由于增税是不受欢迎的政策,顾虑选票的政治圈会尽可能回避这一手段,即便增税,也有可能把负担转移给属于少数的高收入阶层或没有投票权的企业等。但所谓“富人增税”如今也已几近极限,我认为由所有人共同承担的普遍增税恐怕是不可避免的选择。如果进行税制改革,最先改革所得税、降低劳动所得税免税者比率才是正确方向,其次是财产税。
△金教授=我们目前实际上正迎来6%财政赤字的时代。由于福利扩大和应对新冠经济危机,财政支出规模正大幅且快速扩张。6%的赤字不可持续,因此扩充税入是必然的。受危机波及效应影响,短期内税收增长很难恢复到危机前状态,政府财政管理的困难会加重。首先急需把远低于其他国家的个人所得税负担正常化,其次是拓宽已沦为应对投机工具的不动产持有税税基使其合理化,如有必要,最终也应研究上调偏低的增值税率。
——韩国国民年金等年金与基金枯竭问题也需要审视
△廉教授=对于年金与基金枯竭问题,没有什么妙招。只能走正面突破之路。所谓正面突破,就是想多领就得多缴。在人口减少、未来一代负担进一步加大之前,作为未来被抚养者的当代人应为自己将领取的年金多做准备。
△金教授=随着人口老龄化,国民年金积累金耗尽(2057年)的问题无法避免,现行年金制度不可持续。若因低出生率现象加剧,在积累金耗尽后转为现收现付方式,下一代需承担的保险费率(30.35%)将骤升至现行费率的3.4倍,达到不现实的水平。为不再重复此前围绕国民年金的混乱与时间浪费,政府首先应明确年金制度改革所追求目标的优先顺序,并就此争取国民同意。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权宜性的折中方案,而是具有改革性的改革方案。
——韩国企划财政部计划在本月内推出财政准则。您认为应如何制定?
△洪教授=这是为平息因财政健全性担忧而产生的批评舆论的苦肉计,因此我认为既不坦诚也不现实。引入有实效的债务准则或收支准则的可能性没有,最终很可能只停留在一般水平的宣示。我建议采取循序渐进、分阶段的做法。作为更现实的路径,我想要求政府引入“以多年度为基准的支出准则”。这在OECD多个国家已经实施。如果以在特定政权任期内设定支出上限的方式运营财政准则,就能成为促使更负责任地进行财政运营的机制,也可成为日后引入收支准则或债务准则的有效起点。
△金教授=事实上,以弹性财政准则成为典范或取得成功的其他国家案例目前还没有。现实是,即便严格的准则,实际运行起来也难以成功。从因新冠危机财政管理已亮起红灯的现在起,我认为需要引入具体且法制化的硬性准则。新冠危机之后把财政赤字压缩到3%是财政管理的关键,而在政治介入财政已成常态的当下,弹性准则没有实效。把裁量性支出限制在名义增长率以下的“支出准则”和把财政赤字控制在3%以内的“收支准则”,比明示债务比率上限的“债务准则”更可取。债务比率上限必须设定为短期视野下的目标,才能产生财政控制力。若把目标定在过于遥远的时期,就没有约束力。
△廉教授=为控制财政支出的滥用,应制定财政准则。OECD国家引入最多的财政准则是预算(财政)收支准则和负债准则。最强的准则是把国家债务比率或年度负债增加额(规模)确定下来,比它稍具弹性的是把财政赤字及国家债务增长率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我认为,可以把准则本身定得较强,只是按情况和条件变化分条件明示附带条款·保留条款,以便能够弹性运营。
——最后,您会建议政府推行怎样的财政政策?
△金教授=为克服危机,财政应发挥积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政府提出的明年支出增长率会被接受。但经济危机时期的财政政策同样必须在财政可持续性这一中长期约束下运营。新冠之后,政府必须通过财政稳定化的推进,把高达6%的财政赤字务必压缩到3%。
△廉教授=不能把增加国家债务看得无关紧要。因为一旦缰绳松开,就很难再加以控制。若还不上债,那笔债将原封不动地转嫁给未来一代。 /整理=黄正元·河正妍记者 garden@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