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冲击之下,不仅是韩国,全世界都在大胆投入财政。政府近期公布了7.8万亿韩元规模的第四次追加更正预算案和555万亿韩元规模的2021年政府预算案。由于国家债务将在两年后突破1000万亿韩元,高效的预算编制以及危机之后的财政管理等财政政策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本报向财政专家三人(按姓名顺序)——首尔市立大学税务学系教授金宇哲(前财政特别委员会委员)、忠南大学经济学系名誉教授廉明培(前韩国财政政策学会会长)、首尔大学环境大学院教授洪钟浩(前韩国财政学会会长)——请教了今后的政策方向。/编者注
■出席者 △首尔市立大学税务学系教授金宇哲 △忠南大学经济学系名誉教授廉明培 △首尔大学环境大学院教授洪钟浩(按姓名顺序)
应避免几乎没有效果的“通信费减免”式无差别支援
“全民灾难补助”已无财政余力……优先精准支援脆弱群体
单纯投入国库资金的“韩国版新政”也有局限……制度改革等更重要
——各位如何评价第四次追加预算案?
△廉明培教授=追加预算应发挥“氧气呼吸机”的作用,以救活濒危的急诊病人。应对因保持社交距离措施而受到严重打击的自营业者、小工商业者、脆弱行业失业者等收入骤减的群体进行集中的精准支援。若目的是振兴经济,向全体国民发放补助是正确的,但现在应把第四次追加预算全额用于支援眼下生计受到威胁的群体。
△洪钟浩教授=把因COVID-19二次扩散导致防疫强化而在销售额减少、雇佣不安、失去工作等经济生活方面受到直接打击的职业和群体作为首要支援对象,看来是恰当的。将规模定为7.8万亿韩元,看来体现了财政当局希望把今年管理财政收支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维持在6%水平的意志。
△金宇哲教授=我认为,就应对COVID-19再次扩散带来的经济困难和风险加重而言,这一方案尚不充分。要向因经济衰退长期化和保持社交距离强化而直接受损的人提供实质性支援,其局限十分明显。
——在国会审议过程中是否有需要修改之处?
△廉教授=应避免面向青年、小学生家长、全体国民减免通信费等针对不特定多数的消费层面无差别支援。
△金教授=由于支援对象范围定得过宽,导致支援水平过低,这一点需要弥补。通信费支援是最应纠正的部分,向青年发放50万韩元也应仅限于缺乏维持当前经济生活能力的情形。
△洪教授=对满13岁以上人群支援2万韩元通信费,究竟出于什么目的、期待何种效果而作出决定,令人难以理解,需要从零重新考虑。
——在追加预算讨论过程中出现了“甄别”还是“普惠”的争论。对于像第一次那样向全体国民发放补助,各位怎么看?
△金教授=我认为韩国目前的财政状况没有余力再追加发放全民补助。如果COVID-19危机持续,真正连维持生计都不可能的脆弱群体会大幅增加。财源应优先且集中地用于脆弱群体。
△洪教授=围绕灾难补助的甄别与普惠之争,既与基本收入问题交织在一起,又因对“舆论”和“政治”比对“正道”和“政策”更敏感的政界人士及政治圈过度介入而处于极其混乱的状态。我对某些势力借COVID-19造成的经济冲击、试图通过紧急灾难补助实现基本收入理念的动向保持警惕。第二次追加预算时采用全民灾难补助方式,将成为今后财政运营的负担。如果当时坚持对可能陷入经济困境的中位收入以下群体及小工商业者集中支援的原则,去说服国民并一贯地推进政策,那么不仅政策实效性更好,从通过增进社会关怀与团结实现国民融合的大义层面看也要好得多。
——政府解释说,由于COVID-19状况仍在持续,明年扩张财政也有不可避免的一面。
△洪教授=政府的财政运营与COVID-19事态结束的时点密切相关,因此到明年为止扩张性财政运营有不可避免的一面。问题在于运营扩张财政的方式。需要慎重考虑把财政用在哪些领域、如何使用才能带来经济的良性循环。我想建议积极把财政用于与绿色新政相关的智能社会间接资本(SOC)。将数字与绿色结合的SOC项目(治水与用水等水相关工程、电力输电网等能源基础设施)具有很大的产业带动效应和就业创造效应。
△廉教授=虽然因COVID-19事态短期财政扩张不可避免,但不能以事急先灭火为由胡乱撒钱。必须认真思考使政策效果最大化的方案,寻求“明智的支出(wise spending)”。换言之,也要同时思考如何把财政健全性恢复过来。
——政府到2025年将投入114万亿韩元国库资金的韩国版新政项目,各位如何看?
△金教授=作为应对经济衰退的手段,项目在短期内被规划出来,因此政策以为研发(R&D)提供支援的单纯财政投入为主,存在局限。新再生能源领域因与环境保护相关、具有公共性,需要政府介入,我认为这方面尚有财政投入的空间。但在信息技术(IT)领域,民营企业正围绕未来市场和利益展开生死攸关的竞争。缺乏技术知识和理解的政府利用财政直接参与市场的方式,难以期待成果,财源浪费风险高,效率低下。比起财政,从根本上改革制度和环境才是政府更重要的作用。
△洪教授=我也有类似看法。数字领域民间能做得好得多,而且已由全球性科技(tech)企业主导。政府若草率地把财政用于特定部门,可能扭曲并抑制包括民间投资在内的决策。相反,绿色领域存在诸多市场失灵。为减缓气候变化而以可再生能源为中心的能源转型及提高能效政策、为适应气候变化而建设城市·河川·海岸基础设施,首先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和进行财政投资,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快速度。
——政府期待通过财政投入扩大GDP,从而税收增加、国家债务比率下降的良性循环效果。
△洪教授=今年因负增长和增长率下滑,可能不得不追加进行税入更正。那样一来,今年国家债务比率有可能达到44.5%,高于政府提出的43.9%。文在寅政府将被记录为动用史上最大规模、最快速度扩张财政政策的政府。问题在2021年。只有打开景气活跃和经济复苏的口子,2022年的财政运营负担才会减轻。
△廉教授=“好负债(善良的债)”绝无可能。要让这一理论成立,财政乘数必须大于1,但实际上由于挤出效应等因素,其值小于1。特别是像紧急灾难补助这样的现金福利支出,乘数效应仅为0.16,水平极低,因此举债进行政府支出时,现实中很难期待出现足以还债的经济增长。
■“引入具体化、法制化的财政准则……6%的财政赤字应降至3%”
——国家债务占GDP的比率将从去年的38.0%上升到今年的43.9%。即便考虑到COVID-19危机状况,近几年债务增速急剧加快仍令人担忧。
△廉教授=我认为扩张财政的膨胀速度过快。国家债务每年跨越100万亿韩元级别的门槛,以10%以上的可怕速度急剧膨胀。现政府即便在并非严重危机状况的时期也过度扩张了财政。要让财政在遭遇危机时发挥应有的防波堤和支柱作用,平时就必须建设得坚固稳健。不能忘记,过去我们能够成功度过外汇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正是得益于健全的财政。
△金教授=应对COVID-19经济危机的财政政策运营原则,是在维持中长期财政健全性这一现实约束下,积极且高效地利用财政余力,以免经济基本面受到严重损害。追加预算和明年支出的增长势头有不可避免之处。在危机局面下,维持财政健全性是政策的约束条件而非目标,但即便如此,目前的债务增速也太快了。至少在COVID-19危机之后,应开始通过财政稳定化来恢复已大量耗尽的财政余力。考虑到韩国目前的潜在增长率和债务管理目标水平,管理财政赤字的长期均衡水平为3%。COVID-19危机之后,应努力把财政赤字降到这一水平。
——不久前,国家债务占GDP比率40%、管理财政收支赤字3%曾被视为某种心理上的最后防线。各位认为应管理在何种水平?
△洪教授=很难一概而论地说出适当水平。一旦发生像COVID-19事态这样无法预测的状况,扩张性财政运营不可避免。问题在于,在COVID-19之前的2019年政府制定的财政运营计划中,也预测五年间管理财政收支赤字规模将持续增加。如果依赖低利率而忽视不断累积的国家债务的潜在严重性,就无法摆脱财政运营安逸的批评。
△廉教授=我们以相当于GDP 60%水平的欧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为依据,再考虑韩国的特殊情况(统一费用10个百分点+年金负担10个百分点),一直默认把40%作为适当债务比率加以守护。必须牢记,财政一旦开始崩塌就会一发不可收拾。即便现在也应制定把国家债务比率控制在40%区间之内的财政准则。因为这一比率一旦超过50%,可能就再难控制。应通过支出改革尽可能削减非急需支出,并重新排定优先顺序,转向对经济增长有效果的支出。
债务增速过快,需恢复已耗尽的财政余力
若要提高福利水平,首先应就征多少税达成共识
国家债务一旦失控便难以制约……转嫁给未来一代已可预见
——随着基础年金、儿童津贴等刚性转移支出持续增加,今后财政支出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似乎也需要考虑与不断增加的支出相匹配的税入扩大问题。是否需要增税?
△廉教授=因财政支出增加而财源不足时,增税是原则。但由于增税是不受欢迎的政策,顾及选票的政治圈会尽可能回避这一方法,即便增税,也可能把负担转嫁给属于少数的高收入阶层或没有投票权的企业等。然而所谓“富人增税”如今也几近极限,我认为由所有人负担的普遍增税恐怕是不可避免的选择。如果进行税制改革,最先改革所得税、降低劳动所得税免税者比率才是正确方向,其次则是财产税。
△洪教授=若想把福利水平提高到高于现在,最终税负必然增加。增长率低于预期时,按照税收弹性,税收收入也会减少。韩国目前尚未就福利水平要推进到何种程度形成国民共识。“中负担·中福利”这一表述是错误的,应说“中福利·中负担”。首先应就福利水平和范围形成国民共识,再就为满足这一水平需要征多少税达成共识。
△金教授=我们实际上正迎来6%财政赤字的时代。由于福利扩大和应对COVID-19经济危机,财政支出规模正大幅且迅速扩大。6%的赤字不可持续,因此扩充税入是必然的。由于危机的波及效应,税收增长势头短期内难以恢复到危机前状态,我认为政府财政管理的难度将加重。首先亟需把远低于其他国家的个人所得税负担正常化,其次是把已沦为投机应对工具的不动产保有税税源扩大、加以合理化,必要时最终也应考虑上调偏低的增值税率。
——韩国国民年金等年金和基金枯竭问题也需要审视。
△金教授=随着人口老龄化,国民年金积累金耗尽(2057年)的问题无法回避,现行年金制度不可持续。由于低出生率现象加深,若在积累金耗尽后转为现收现付方式,下一代需要负担的保险费率(30.35%)将骤升至现行费率的3.4倍,达到不现实的水平。为不再重复迄今围绕国民年金的混乱与时间浪费,政府首先应明确年金制度改革所追求目标的优先顺序,并为此争取国民同意。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临时应变的折中方案,而是具有改革性的改编方案。
——韩国企划财政部计划于本月推出财政准则。各位认为应如何制定?
△洪教授=这是为了平息因财政健全性担忧而来的批评舆论的苦肉之策,因此我认为既不坦诚也不现实。引入有实效的债务准则或收支准则的可能性不大,最终很可能止于一般水平的宣言。我建议采取循序渐进、分阶段的方式。作为更现实的路径,我想要求政府引入“以多年度为基准的支出准则”。这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多个国家已经实施。如果以在特定政权任期内设定支出上限的方式运营财政准则,可以成为促使财政运营更负责任的机制,也能成为日后引入收支准则或债务准则的有效起点。
△金教授=事实上,目前还没有以灵活财政准则成为典范或取得成功的其他国家案例。严格的准则实际运营起来也难以成功,这是现实。从因COVID-19危机财政管理亮起警报的现在起,我认为需要引入具体且法制化的硬性准则。COVID-19危机之后把财政赤字压缩到3%是财政管理的关键,而在政治对财政的介入已经日常化的当下,灵活的准则没有实效性。把裁量支出限制在名义增长率以下的“支出准则”和把财政赤字控制在3%以内的“收支准则”,比明示债务比率上限的“债务准则”更为可取。债务比率上限只有设定为短期视野下的目标,才会产生财政控制力。若设定过于遥远时期的目标,就没有约束力。
△廉教授=为控制财政支出滥用,应制定财政准则。OECD国家引入最多的财政准则是预算(财政)收支准则和负债准则。最强的准则是确定国家债务比率或年度负债增加额(规模),比之稍具弹性的是把财政赤字及国家债务增长率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我认为,准则本身可定在较强的水平,只是按条件明示但书·保留条款,以便根据状况及条件变化弹性运营,如何?
——最后,各位会建议政府推行怎样的财政政策?
△金教授=为克服危机,财政应发挥积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提出的明年支出增长率我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但经济危机时期的财政政策,也必须在财政可持续性这一中长期约束之下运营。COVID-19之后,政府必须通过财政稳定化的推进,把高达6%的财政赤字务必降到3%。
△廉教授=不能把增加国家债务看得无关紧要。因为一旦失去约束,就极难加以控制。若无法偿还债务,这些债务将原封不动地转嫁给未来一代。 /整理=黄正元·河正妍记者 garden@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