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陷入大众迎合主义、滥发特别法也被指为问题。有分析认为,主要政党在缺乏细致事前检讨的情况下依赖立特别法这一简便解决方案,导致与现有法律体系冲突等副作用日益扩大。
据国会议案信息系统,上届第20届国会中与特别法相关的提案(含修正案)多达1492件,但实际通过的仅271件。与共提案1002件、仅206件通过的第19届国会相比,特别法相关提案增加了近50%。
预计在第21届国会,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加强。主张处理各类特别法的声音已在朝野双方不断高涨。地方消亡人口减少危机地区支援特别法、大邱·庆北统合新机场特别法草案等反映地区选民要求的案例即为代表。特别是执政党作为重点课题推进的行政首都迁移,为避免违宪争议也在寻求通过朝野协商处理特别法来打开突破口,依党利党略而对特别法的依赖正在加深。
在国内全部法律中约占10%的特别法,相当一部分带有补偿等施惠性质浓厚的特点,或为地区开发而制定。由于其根源在于国民一时的痛苦或愤怒、地区民意等,打乱现有法律体系在所难免,但关注这类副作用的国会议员仅为少数。
专家表示,特别法对现有法令所规定的事项规定例外内容和事项,因此必然与其他法律产生冲突。特别是有观点指出,滥用特别法的制定会破坏法律稳定性,过分执着于舆论而频繁变动法秩序,可能对正确法律意识的确立产生反效果。西江大学教授林智奉主张:“正如在道路交通法、交通事故处理特例法、特定犯罪加重处罚等相关法律中,特别法之间的适用关系会随交通事故类型而不同那样,滥用特别法会使国民难以理解具体内容,导致法律实效性和守法意识削弱”,“正如推进违背《破产法》和《存款人保护法》基本宗旨的《救济不良储蓄银行受害者特别法》所显示的那样,特别法的制定多出于国民舆论和政治原因,法律缺乏合理性的可能性很高”。此外也有担忧认为,若以特定人、特定事项、特定地区为对象、带有行政处分内容的特别措施法被滥发,会产生公平性问题,可能引发违反平等原则的争议。
另一方面,也有人指出特别法被滥用与个别国会议员的政治私心关系密切。韩国法制处出身的一位相关人士表示:“无论哪位议员,都希望自己制定的法律优先于现有法律发挥效力。明明没有值得以特别法规范的内容,却为了先显示其重要性而仅在名称上冠以特别法的案例也相当多。”/朴振勇记者 yongs@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