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不均衡损害国家发展能力。我们将迅速推进最具象征性、最有效的替代方案——行政首都迁移、第二阶段公共机构迁移以及追加指定创新城市。”
共同民主党代表李洛渊7日在当选后首次国会谈判团体代表演讲中如此表示,正式宣布推进创新城市第2期,即所谓“第二季”。然而,从国策研究机构国土研究院通过分析共98份文献、对国内外专家及相关人士178人进行深度访谈等方式撰写的综合成效评估报告来看,有人指出,创新城市是否真是化解地区不均衡“最有效”的替代方案令人生疑。原因在于,创新城市政策虽具有追求国家均衡发展的象征意义,但在最大目标——分散首都圈人口或激活地区经济方面成绩并不理想。
报告显示,创新城市通过公共机构迁移,在就业数量、人均地区内总生产(GRDP)、入驻企业数等外形指标上呈现增长态势。但仅止步于量的增长,未能实现质的提升。
实际上,政府曾预期公共机构迁移后,企业也会随之进入创新城市,从而使效果倍增。但成效甚微。从被视为将创新城市培育为地区据点的“发展基础”的产学研集群企业情况看,数量从2014年的67家骤增至去年的1707家。问题在于大多为中小规模企业,尤其是不足5人的企业占全体的一半即50%,比重最大。此外,从首都圈迁入创新城市的产学研集群企业仅有306家,占17.9%。其余均为在创新城市内部迁移的企业。相对集中于首都圈的尖端、创新型企业即锚定企业(引领型企业)未能被吸引,创新城市困于“自娱自乐的联赛”。国土研究院方面分析称:“能够构成创新城市产业生态系统、对激活地区经济带来巨大波及效应的‘锚定企业’引进不足。”对于2013年创新城市全面启动后7年仍未能引进的企业,许多人怀疑政府强推第二季是否会突然改变局面。东国大学法务大学院兼任教授高俊锡强调:“不能保证迁移一两个公共机构就能让创新城市成功”,“根本上企业必须迁入。”
收入效应也不振。2016年较2013年,韩国整体实际总收入(GDI)增长14.42%,而全国10个创新城市所在市郡区的实际总收入仅增长12.66%。这是因为企业流入甚微,且地区内交易比重仅为15%,是龟尾、昌原等既有工业园区城市地区内交易比重(35%)的一半水平。
期待中的消费同样令人失望。创新城市居民在创新城市内的消费比重虽从2011年的16.6%升至去年的24.7%,但未能扩散至周边市道。同期周边市道的消费比重从25%降至21%。与此不同,创新城市居民在首都圈消费的比重从16.6%增至17.6%。随着广域交通网等扩展,消费并未如最初期待那样带动创新城市周边,而是重新流回首都圈。一位迁往地方的公共机构相关人士表示:“到了周末,去首尔百货店购物的职员很多。”
事实上,按政府“指令”须充当均衡发展政策“先锋”的公共机构职员也并不乐见迁往地方。国会预算政策处对位于首尔、仁川、京畿的112家公共机构就“第二次迁移”立场进行全面调查的结果显示,“反对迁移”的有89家,占全体的79.5%。由于是国家下属机构,无法公开对政府政策发出反对声音,但内部积累了大量不满。也有像全国事务金融服务劳动组合、全国金融产业劳动组合等金融业两大工会那样,公开表明反对金融公营企业迁往地方立场的机构。
专家们一致认为,应阻止创新城市政策因政治目的而被强行推进。明知大学房地产学系教授权大中指出:“本届政府像被追赶一样推出房地产政策,但部分创新城市、企业城市不断出现未售出房源,过半空置率的情况比比皆是”,“在对第1期进行评估后,如果有成效再推进第2期才是对的。”大韩房地产学会会长徐镇亨批评称:“国土均衡发展固然重要,但问题在于以政治民粹主义来推进(创新城市)”,“归根结底政治靠选票生存,所以执政党才如此专注。” /世宗=赵洋俊·赵志元记者 mryesandno@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