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让韩国社会一片热议的“多亏了你”活动。随着新冠疫情扩散,在日益艰难的医疗一线默默辛劳的众多医护人员,收到了人们“加油”的应援信息。然而从7月进入8月,气氛有些变了。突然出现了批评医疗界、尤其是批评医生的人。
原因在于新冠疫情仍在高峰期,医生们却开始集体停诊。包括首尔大学医院、三星首尔医院在内的国内五大医院也参与其中,由此出现医疗空白,随之接连发生心脏骤停患者和新冠感染患者错过治疗时机而死亡的事故。本月4日,政府执政党与医疗界经通宵谈判在最终协议上签字,但罢工的火种尚未完全熄灭。
◇政府 vs 医协,究竟为何而争
政府与医协激烈对立的议题共有4项:扩大医科大学招生名额、设立公共医科大学、汤药纳入医保试点事业,以及非面对面诊疗。医协就这4大议题各自列出理由,将其定性为“四大恶”。
其中对立最激烈的是扩大医科大学招生名额问题。韩国保健福祉部在7月公布的《扩大医科大学招生名额及推进设立公共医科大学方案》中提出,将自2006年起被冻结16年的医科大学招生名额在10年内增加3458人。方案称,增招的4000人中,1000人将培养为流行病学调查官、重症外伤等特殊领域专家以及基础科学、制药、生物等医科学领域专家,其余3000人通过“地区医生制特别招生”录取,在校期间发放奖学金,取得医师执照后须在地方医院的重症必需医疗部门义务服务10年。方案还提出,若违反义务服务,将吊销执照并追回奖学金。
韩国即便算上韩医师,每1000人口的医生数也仅为2.4人,远低于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加之医生集中于首都圈,地方医生数量更为不足。特定科室被回避的现象也很严重,10万名专科医生中,感染内科专科医生仅277人,小儿外科专科医生仅48人,特殊领域医生严重短缺。
政府想以增招和重新配置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但医协持怀疑态度。其逻辑是,如果不改善造成首都圈集中的根本原因——基础设施不足和待遇恶劣,即便增加医生人数并重新配置,也无助于提升医疗质量。在这种状态下,义务服务期满后,医生留在地方致力于重症医疗的可能性不大,更有可能迁往其他地区开设其他科室的诊所。医协还对10年增招4000人的规模存疑,主张应先由医协与韩国保健福祉部组成协商机构,讨论测算适当的医生人数。
对设立公共医科大学,医协也以类似理由表示反对。政府提出利用已停办的西南大学医科大学49个招生名额,推进一种培养国家和公共所需必需领域人才的“义务军官学校”式机构,医协则表示,应优先强化公共医疗机构的医疗竞争力、改善待遇,并对必需医疗进行全面改革。医协还对公共医科大学是否真能提供充分教育的环境表示担忧。
汤药纳入医保试点事业也是如此。目前汤药不适用医保,患者负担率高,但市场规模仍在稳步上升。政府为减轻国民在韩医治疗上的负担,计划以使用规格品韩药材、公开配药明细等满足申请条件的韩医院为对象推进试点事业,并在此过程中构建相关系统。传统医药比重较高的日本和中国分别自1961年、1995年起对汤药适用保险。但医协以韩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验证应优先于试点事业为由表示反对。
最后是非面对面诊疗。目前政府为防止新冠在社区扩散,自今年2月起暂时允许通过电话进行咨询和处方。5月还表示,为应对不知何时会再次发生的第二波大流行,计划推进构建非面对面诊疗体系。对此医协反对称,非面对面诊疗存在沟通受限的根本局限,无法保障安全性和有效性。
医协还表示担忧,非面对面诊疗最终会走向远程医疗,带来医疗差距。其认为,若远程医疗扩大,一级医疗机构与大型医院在物理可达性上的差异将消失,人们会涌向大学医院的线上诊疗,随之线下诊疗盈利性大幅下降的中小城市或乡村地区,医院将逐渐消失。结果可能导致诊疗质量因患者支付能力而大相径庭的医疗私有化。
◇漫长的矛盾史……是谁的错
不过等一下。“远程医疗”、“医疗私有化”这些词,是不是有些耳熟?没错。这正是引发2014年医协集体停诊的议题。政府2013年对允许医生与患者之间远程医疗的医疗法修正案进行立法预告,矛盾由此开始,医协于次年3月10日除急诊室、重症监护室等部分必需诊疗外实施全天停诊。该法案最终被废弃。
其余议题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公共医科大学最早在2012年3月的《公共医疗人力培养方案》中被提出,地区医生制特别招生制度则在同年6月的“医生人力适当供需协商机构”会议上以“医科大学额外招生制度”之名首次被讨论。扩大医科大学招生名额问题自2006年名额被冻结后一直被持续提出,汤药纳入医保问题也是2007年韩医学学会首次提出的要求。
这些陈年问题为何偏偏在此时爆发?起点是5月6日,共同民主党着手将“扩大医生人数”问题公开讨论。原因在于经历新冠疫情后,扩充医疗人力的必要性再次凸显。加之6月健康保险政策审议委员会推进汤药适用健康保险试点事业的讨论,与医协的摩擦不断扩大。最终在7月22日,医协召开记者会表明立场称“若强行推进政策,不惜举行总罢工”。
但就在次日《扩大医科大学招生名额及推进设立公共医科大学方案》公布,紧接着第二天健保政策审议委员会又发布《汤药适用健康保险试点事业推进方案》报告,矛盾升至顶点,最终演变为罢工。政府对不服从开诊命令的10名住院医师提起举报,采取强硬应对,医协则回应称将自9月7日起举行“无限期总罢工”,斗争愈发激化。
这场事态究竟是谁的错?有人认为,即便是长期被提出的问题,政府趁新冠疫情忙乱之际照旧推进医生反对声浪强烈的政策,过错更大;也有立场认为,医生拿“别人的生命”罢工,集体利己主义才是更大的过错。
有一点是确定的:当双方找不到交集而对立时,受害的是“患者”。这既包括急需治疗的患者,也包括遥远未来的患者。政府与医协对立的4项争议点,为解决前述特定科室扎堆、地区间医疗失衡等问题,以及适应不断变化的医疗环境,都是必须!加以讨论的问题。如果无法与作为专家群体的医生进行充分讨论,最坏情况下可能制定出漏洞百出的粗糙政策。
归根结底,今后韩国医疗界发展最需要的,是政府与医疗界“真正的对话意愿”。9月初,双方态度都有所缓和。3日,医协在罢工第14天表示“已得出‘统一协议案’”,宣布将与政府及国会开始对话,政府也表明“将遵从国会与医疗界的讨论结果”。随后4日,政府执政党与医疗界经通宵谈判,就公共医疗扩充政策相关谈判达成最终协议。但医学生拒考国家考试等情况持续,罢工的火种尚未熄灭。虽然背上了“半拉子协议案”的恶名,但既然打开了对话的口子,就期待今后能延续有意义的讨论。
/记者 郑民秀 minsoojeong@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