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有一本书叫《Makers and Takers》。用我们的话来解释,制造业是“(价值的)创造者”,金融则是“掠夺”这一价值的人。这句话里融入了价值判断。早在资本主义萌芽之前,金融就一直被描绘为掠夺者。在1598年出版的《威尼斯商人》中,高利贷者夏洛克也被描绘成守财奴。但资本主义离不开金融。如果没有银行的资金中介功能,需要设备投资的制造业,以及支出与收入之间存在时滞的其他企业,都无法存在。当然,金融有时会像2008年那样成为危机的震源,但成为创造新价值的杠杆的情形也不在少数。归根结底,这意味着取决于人们了解和控制它的程度,它既可能为恶,也可能为善。“友善的IB先生”是为帮助大众理解可以说是金融尖端的投资业而策划的栏目。
━ 美国内幕交易罚金高达1.9万亿韩元……我们又有多严格 #美剧《亿万》第1集
纽约南区检察长查克·罗兹的办公室来了一位“不速之客”阿里·斯皮罗斯。这位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监督非法金融交易的人手里拿着的是一叠文件。“这是个大案子(This is big)!”他主张,一笔疑似利用某公司内幕信息的可疑交易,指向了“华尔街巨头”鲍比·阿克斯尔罗德。罗兹检察长表面上态度冷淡,称若值得起诉会再联系。场景转换,罗兹在下属面前如此下定决心:尽管阿克斯尔罗德是“巅峰期的迈克·泰森”、“民众的英雄”,但等到能抓住他、没有败诉可能的时候,就一定要抓。此后剧集展开了纽约南区检察长执着追捕操纵华尔街的对冲基金掌门人的精彩故事。
现实比电视剧更具戏剧性。《亿万》是将2013年缴纳18亿美元(约1万9000亿韩元)这一天文数字罚金的SAC资本的史蒂文·科恩与纽约南区检察长普里特·巴拉拉之间的法庭较量戏剧化的剧集。1万9000亿韩元,究竟犯下了多么凶恶(?)的罪行呢。(罚金规模是SAC为避免刑事起诉而与纽约联邦检察机关达成和解的金额。)罪名是内幕交易!SAC资本两次从计算机制造商戴尔的员工处获得业绩将比预期更差的信息后,通过做空赚得巨款。科恩本人也被指控提前处置了持有股票以规避损失。(相关内容在希拉·科哈卡的著作《黑色优势》中有更详细的记述。)
利用未公开信息真有那么大的罪吗。在资本市场发达的英美国家,内幕交易被视为“恶性犯罪”。就连第二、第三层信息接受者也会被严格处罚,不当收益被全额追缴。因为这被判定为动摇了以公开信息为基础推算“企业价值(EV)”并据此下注的股票市场根基的犯罪。(如果这不算犯罪,那么你投资股票时参考的市盈率(PER)或市净率(PBR)等也就毫无用处了。)
一定也有读者会感到困惑。是的。在美国被处以最高罚金的SAC资本的罪名,与今年4月检方申请对新罗真代表文殷相的逮捕令时所列理由(利用未公开信息)相同!!(不过起诉当时,被适用利用未公开信息罪名的并非文代表,而只是一位辛姓常务。)然而新罗真事件中,政界是否牵涉其中受到集中关注,却很难找到有人指责内幕交易是犯罪。关于这一点,只有检察长韩东勋的话格外醒目:“这给人们造成了多重损害。这类事件需要迅速准确地侦查,以防损害扩大。(中略)对此必须彻底追究应有的责任,社会才至少……”
虽说法律体系不同,但在国内很难找到因内幕交易而倾家荡产的案例,这终究是难以理解的事实。(当然,如果有人指出科恩如今依然过得很滋润,那就无话可说了。)
━ 欺诈横行的韩国资本市场……KOSDAQ靠散户的“血”运转 我国的金融犯罪与美国相比要精密得多,也凶恶得多。内幕交易简直只是小孩子的游戏水平。先看案例。最近有一家KOSDAQ上市公司Blossom M&C,其代表理事因涉嫌挪用公款被逮捕,股票买卖交易随之停牌。它原本是名为S&P World的化妆品制造商,却突然更名。2018年10月时股价还在4000韩元区间,随后突然开始飙升,仅6个月后的2019年4月就逼近3万韩元。2018年资产规模328亿韩元、营业收入234亿韩元、营业亏损1亿韩元的公司,股价竟达3万韩元。如今是多少呢。停牌的5月28日收盘价为4555韩元。一度还跌到过2000韩元区间。
股价大起大落是因为所谓的“坐庄”。在股价暴涨的2019年初,与当时旗下拥有朴宝剑和宋仲基的Blossom Entertainment(名字相似纯属偶然?)合并的传闻仿佛真事一般四处流传。日后公开的前大信证券盘浦WM中心长张英俊(他被评价为将Lime事件升级为“门”级丑闻的人物)的录音记录中有这样的内容。“这个人(Blossom M&C前共同代表李某)的角色就是把Blossom M&C变成娱乐公司。他是市场上有名的并购玩家。这个人负责的就是股价。”
在这场坐庄中,有多少人获取了不当收益呢。首先有曾是国内第一大对冲基金的Lime资产运用。Lime在2019年认购了Blossom M&C发行的第1期可转换债券(CB)500亿韩元中的320亿韩元。通过一家名为P&MC的来历不明公司先行认购、随即转售给Lime的方式抹去了标签。当时CB的转换价格为4965韩元。Lime将这些可转换债券在短期内卖给券商,又买回后再卖出,进行了可疑的交易。(与各券商的总收益互换(TRS)交易、保证金代缴等等复杂的交易结构不必了解。)股价飙升,CB的估值也随之上涨。若以低价买入的CB高价卖出,再低价买回后再度卖出,估计已获得了巨额估值收益。(曾向评估机构询问当时Blossom M&C的CB评估价格,得到的回答却是对外保密。)
还不止于此。当时Blossom M&C将通过发行CB筹得的500亿韩元用在了哪里呢。买下了担任共同代表的池某(他曾是Blossom Entertainment的代表理事纯属偶然?)的关联企业。而且是高价买入。Blossom M&C收购的Blossom Pictures(150亿韩元)与Blossom Story(100亿韩元),都是池某代表及其配偶列名董事会的企业。身价100亿韩元的Blossom Story当时是资本完全侵蚀的企业。
由于此事仍在检方侦查中(仅仅确认涵盖范围到什么程度就属于公开被疑事实!),结论如何难以预判。实际上是否存在欺诈性不正当交易也未获确认。只是,遗憾的是,没人关心在这个坐庄局里有多少“散户”投资者流下了眼泪。
把内幕交易这种程度轻松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势力,也不只有对冲基金。抹去资金标签的对冲基金只是“犯罪共生”的手段。不花一分钱买下企业后通过出售资产转移资金的无本并购(M&A)势力也遍地都是。原本被期待扮演初创企业天使投资人角色的个人投资组合,同样只热衷于放高利贷。(最近引发变相赠与争议的易斯达航空的母公司易斯达控股,也有个人投资组合向其出借资金。)坐庄势力之多,以至于说KOSDAQ市场靠散户的血运转也不算夸张。
━ 证券犯罪联合侦查团解散……这次会出现“倾家荡产”的先例吗 讽刺的是,我国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望尘莫及的。不仅上市公司,非上市公司只要仔细翻阅事业报告书,也能把它在做什么了解得一清二楚。特别是电子信息披露系统(DART),以几乎每年都出现在沃伦·巴菲特伯克希尔·哈撒韦股东大会前发出的股东信中而闻名,是常客。只要上网搜索就能免费获知企业全部信息的唯一国家,那就是韩国。(是否因为公开的信息太多,反而使轻松超越未公开信息层次的欺诈性不正当交易横行呢。)
比任何国家都透明、也因此更易于监督的我国资本市场,为何如此混浊呢。我国没有像制约美国华尔街的纽约南区检察厅那样,能够“实质性地”制约汝矣岛的公权力。虽由首尔南部地方检察厅管辖,但金融调查第1、第2部只有2名部长检察官和10名普通检察官。当然,韩国金融监督院和韩国交易所也有监督功能,但要监视KOSPI 795家公司和KOSDAQ 1492家公司的一举一动,现实上不可能。
在此期间,(虽然无法与纽约南区检察厅相比)被称为“汝矣岛阎罗使者”的证券犯罪联合侦查团,也随着秋美爱就任韩国法务部长官而被解散。当时正值继Lime之后,包括Optimus资产运用等对冲基金欺诈在内的金融犯罪接连曝光之际,因此各方也出现了“倒退”的评价。
当然,这并不完全是缺乏在检察机关及相关机构俗话所说“肉身顶上”的人力所致。即便靠人力筛出坐庄势力,也已是许多人流血之后的“事后药方”。与美国不同的是,潜伏在汝矣岛的资本市场之敌,压根没有“被抓到就会死”的认识。(最近金融当局以Lime和Optimus资产运用事件等为契机,扬言要对1万个私募基金进行全面普查并组建机构,实属勉强之举。这是何等“农耕社会式”的思维。要花多少时间、投入的人力能否换来相应成果,都是未知数。)
Lime副社长李钟弼曾对记者说过这样的话。问题是这样的:是否以向某非上市公司投资为代价收受了钱财。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规定,金融机构职员在与职务相关的情况下收受1亿韩元以上财物的,处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答案是这样的:作为Lime大股东,自己赚的钱有多少,何必为那点小钱去承担风险。事实是这样的:检方在他的起诉书中明确列出,他从被投资企业(是另一家上市公司)处收受了价值939万韩元的香奈儿包2个、价值2340万韩元的IWC手表等共计14亿韩元的财物。也就是说,他冒着违法行为的风险精打细算地捞钱。且看今后如何。看这一次是否能真正树立“被抓到就会死”、从而有效遏制潜伏在汝矣岛的坐庄势力的先例。 /记者 金相勋 ksh25th@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