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制定香港国家安全法、美国取消香港特别地位等,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出现动摇,世界各国纷纷出手吸引金融机构入驻,但有人指出韩国的努力远远不够。政界更是变本加厉,甚至推动与强化金融竞争力方向相反的国策银行迁往地方。专家主张,金融业是创造优质就业岗位、产生高附加值的产业,因此应当大力推进韩国国际金融竞争力的提升。
综合31日外媒报道,世界各国均认为金融机构撤离香港的可能性较高,并正在推进相关政策。日本政府上月通过《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公布了国际金融城市构想,并把“减税”作为核心课题。执政党自民党也从上月起启动项目团队,正在研究税制优惠、放宽相关外国人居留资格、完善子女教育环境等措施,并计划下月内向政府提出具体方案。新加坡、台湾、澳大利亚等也在推动战略性利用这一机会、跃升为金融中心的方案。
韩国也在推进相关政策。韩国金融委员会今年5月以书面形式召开“第42届金融中心推进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将于2020年至2022年三年期间适用的《金融中心建设与发展基本计划案》。把韩国培育为金融中心的政策,自卢武铉政府时期2003年制定“东北亚金融中心路线图”以来已持续17年。此次计划的“三大重点战略”包括:通过积极改善监管引导以民间为中心的创新;构建数据利用等金融创新增长基础设施;全球能力的选择与集中。但不少声音质疑实际的政策意志是否强烈。金融委员长殷成洙7月表示:“外资金融公司和专家指出,韩国相比香港、新加坡更高的法人税及所得税、僵化的劳动市场、不透明的金融监管等依然是绊脚石。”他同时称:“但从宏观经济运营层面看,仅为金融中心而改革税制和雇佣制度存在局限。”意思是,韩国若仅为金融中心这一国家政策目标而把法人税下调至香港、新加坡水平,或修改每周52小时工作制等措施,现实中难以实现。
与此同时,韩国的国际金融竞争力却日益恶化。据英国咨询集团Z/Yen数据,首尔今年3月的国际金融中心指数(GFCI)在全球108个城市中仅排第33位。虽比去年9月调查(第36位)上升3位,但与最高排名的2015年9月(第6位)相比下滑了27位。釜山为第51位,较去年9月的第43位下降8位,与2015年(第24位)相比也大幅下滑。该指数由面向全球金融业从业者的在线问卷调查,以及世界银行(WB)、世界经济论坛(WEF)等外部机构评估的商业环境、人力资源、基础设施、金融产业发展、声誉等5个领域的指数综合计算得出。
韩国金融竞争力的惨淡成绩单还有很多。从外资金融公司进入韩国的情况看,由2015年底的166家反而减少至今年第一季度的162家。其中银行同期从60家减至53家,减幅最大。把外资金融公司进入韩国与韩国金融机构海外扩张业绩相加得出的“国内外金融机构进出业绩”也在减少,2015年为48家,2017年为37家,去年为24家。此外,从“跨境金融交易活跃度指标”看,韩国的国际化水平在主要国家中仅高于中国。该指标为对外金融资产与金融负债之和除以国内生产总值(GDP),2018年香港以2641%位居最高,中国以92%最低。
在此背景下,政界更是雪上加霜,为争取选区选票而施压推动带有讨好意味的国策银行迁往地方。未来统一党议员尹在玉(大邱达西区乙)于21日领衔提出了将企业银行总行设在大邱广域市的《企业银行法》修正案。总统直属国家均衡发展委员会正在进行制定金融中心政策的研究课题,金融圈普遍认为这是为产业银行、进出口银行、企业银行等国策银行迁往地方所做的前期铺垫工作。
从外资金融公司的立场看,即使金融机构全部集中在首尔,高企的法人税、严苛的劳动与金融监管已让其对进入韩国犹豫不决;若主要金融机构之外连国策银行也迁往地方,入境首尔后还要转往地方,更没有理由关注韩国。事实上,在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商业枢纽功能萎缩可能性及影响》报告中,汇丰银行等指出:“考虑到韩国的外资金融公司经营条件相对于其他金融中心城市较为薄弱,只有收益比香港高出3~5倍才会产生投资诱因。”
有无解决办法?延世大学教授成太胤指出:“很难说迄今为止政府有过构建金融中心的实质性政策”,“其根源在于把金融本身视为非生产性领域的政策基调。”他同时强调:“金融本身就能创造高附加值,进而发挥高效配置资源的作用”,“应摆脱仅把金融视为管理监督领域的视角,合理推进监管。”
世宗大学教授金大钟也强调:“金融能创造优质就业岗位,因此吸引外资金融机构进入韩国,对实现以就业为旗帜的文在寅政府的政策目标也是有效工具”,“日本对进驻东京的外资金融公司提供楼宇租金补贴等破格优惠。韩国也有必要推行为外国金融机构下调法人税、支持从业者子女教育等量身定制的政策。” /记者 李泰揆 classic@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