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8-26 | 정상범 논설위원

“监管改革无左右之分……应以民间主导体系突破经济危机”[清论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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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政府强推包含引入多重代表诉讼制度的Commercial Act修正案等所谓“公平经济三法”,围绕企业监管的争议不断扩大。财界反弹称,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二次扩散引发经济危机之际,这是把企业逼向悬崖边缘。四处引发裂痕的房地产市场监管也陷入逆风。韩国规制学会会长金成俊(庆北大学行政学系教授)26日在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表示:“效果尚未得到验证、只打着善意旗号的‘坏监管’正在横行”,“政府正趁COVID-19危机夺走民间与市场的活力。”金会长强调:“监管改革不分左右”,“经济越困难,越要以大胆破除监管来构建以民间为主导的经济体系,从而突破危机。”

-有人担忧,以COVID-19为契机“大政府”加速推进,反而强化了监管。

△完全赞同。经济困难,政府却自诩超级明星,勒紧企业和市场。一出事就产生监管,这不就是现实吗?迎合国民感性的监管滥出的情况太多。可以说已沦为监管不断增加的“监管共和国”。法律制定过多,政府就会不断变大,必然产生挤压民间领域的“挤出效应”。这是非常危险的想法。本届政府尤其强调安全问题,但要付出高昂代价。这些成本只能全部由国民承担。国民对房地产政策的信任已跌至谷底。人们反而认为,政府出台政策后往反方向走才能成功。这是一种学习效应。

-政府称要振兴经济而推进“韩版新政”,但恰恰缺了监管改革。

△监管基本上应由政府带着明确的哲学,确定为何目的、朝何方向推进。任何政府都会认同的正是监管改革。美国奥巴马政府、特朗普政府都把监管改革作为共同课题。我们则完全反着走。把监管改革视为只有右派或保守政权才推进的国家,只有韩国。监管改革与政权的倾向、色彩、理念无关。任何政权,若真以振兴经济、发展国家为目标,就应强力推进监管改革。计较是否符合自身理念,才是像喜剧一样的事。

-与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相称的监管改革是什么?

△在当下的第四次工业革命、COVID-19时代,任何事都难以预料。过去的正面清单方式,即原则禁止、例外允许的方式,完全不合适。原则允许、例外禁止的负面清单监管如今不是选择而是必需。出现问题后再事后评估处理才是方向。一睁眼新产品、新服务、新产业不断涌现,若还固守只有开发经济时代才会有的监管,岂不只能在竞争中落后?只要本该废弃的监管仍然存在,我国产业结构只能原地踏步。

-虽已引入“监管沙盒”,但不少人指出其未达预期。

△从根本上说,监管沙盒只是一种手段。在缺乏监管改革的愿景、方向和目的的状态下,能看到什么效果?引入监管沙盒时,我曾到国会提出这样的主张:为何只对金融、新产业、信息技术(IT)等特定领域有限度地放松监管?意思是应广泛适用于其他领域。

-即便是特定产业,也需要放松监管的努力吧?

△基本上应在所有产业、尤其是整个制造业放松监管。也有很多人说国内产业界反而受到逆向歧视。人人都在讲第四次工业革命,但不该以制造业为基础吗?连当局者自己都不甚了解的新技术,却主张只为其放松监管,这难以理解。即便现实上不可避免,只以特定产业、特定阶层为对象的政策也并不可取。本应让企业自由发展,可脑子里装满的却全是监管。官僚应当想着为艰难奔忙的企业做点什么。但现在手段与目的完全颠倒了。

-区分“好监管”与“坏监管”的标准是什么?

△首先应从效果和效率层面判断。有效果的监管是好监管,否则就是坏监管。若论房地产监管,结果岂非糟糕不堪?那就是坏监管。进一步说,收益大于成本的监管是更好的监管,即常说的高质量监管。政府强调政策意图,等于说不对结果负责。只停留在口头上的监管改革,正是给市场带来政策不确定性的典型事例。

—历届政府都在高喊监管改革,但速度缓慢。

△首先从政策学角度看,包括监管改革在内的政府、行政领域改革本来就慢,因为行政改革是渐进主义。另外从公共选择论角度看,监管可视为官僚权力与权威的行使。更根本的是存在“想免费推进监管改革”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要着手改革就必须承担风险。不投入成本、不承担风险而要安全地改革,实际上等同于不做。

-目前有不少批评称监管改革委员会只是挂了个牌子。监改委应如何改变?

△即便监改委具备相关领域专业性,其是否持有对监管改革的正确概念也令人怀疑。监管改革本质上是监管的合理化,因此有时也可能新设或强化监管。但监管改革的出发点应把重点放在取消和改善不合理、不必要的监管上。前不久我看到统计显示,2017年至去年通过政府立法新设、强化的监管中,有96.5%未经监改委正式审查即被处理。即在预备审查中被归类为非重要监管,未经正式审查就通过。这表明监改委的审查功能形同虚设。必须充实监改委并改变治理体系。要像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那样设为独立机构以提升地位,并扩充预算和人力,才能真正推进监管改革。

—也有不少人指出,不了解一线的公务员纸上谈兵是监管改革的绊脚石。

△不是自己的问题,谁会有迫切解决的意愿?因为不了解现场,换句话说不了解赚钱,所以对改革不迫切,也不做相应努力。尤其是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科学、技术、产业等,谁能了解并为未来做准备?当然是相关领域的专家或企业。在以一般行政人员为中心的现行公务员制度下,纸上谈兵或许是理所当然的现象。因此必然成为以专业性为基础的民间部门监管改革的绊脚石。

—滥用施行令或行政指导的事例也不少。

△一句话就是“变通共和国”。表面上看不太出来,但含糊的规定、规则和行政指导像网一样铺开。在发达国家,监管被称为看不见的税,即“隐性税(hidden tax)”。监管表面上不显眼,但其影响甚至可能比税更大。反过来看,与税不同,监管改革遭到的反弹较少。也就是说,如果政府真想振兴经济,选择阻力小得多的监管改革能取得大得多的效果。

—企业抱怨监管会导致过度的刑事处罚。

△事实上监管从其根源起就具有较强的民法、民事性质。因为市场上生产者与消费者出现问题,大多可以通过民事方式解决。此后社会变得复杂,同时个人趋于孤立,或许因此更偏好刑事解决而非民事解决。尤其在我国反企业情绪增强,便总想以刑事方式解决。部分事项确实需要刑事处罚,但试图将其过度一般化的氛围并不可取。

-国会大量涌现的监管立法也被指为问题。

△进入第21届国会后,大量生产监管立法是最大问题。在没有监管影响评估的情况下随意制定,给行政部门的努力泼冷水的事例也不少。目前完全没有制约议员立法的机制。市民团体以提案法案数量评价议员能力与业绩这种像喜剧一样的方式,也应尽快消失。哪个国家会因为多制定法律就被评为优秀议员?最好的监管改革应从不制定不必要、不合理的监管开始。

-听说将举办评价本届政府监管政策的活动。

△将在11月左右以“COVID-19时代,文在寅政府的监管课题”为主题举办学术大会。计划对文在寅政府作中期评价并提出未来议程。除对本届政府监管改革整体的评价外,还打算就包括远程医疗在内的医疗监管、共享经济等具体监管提供讨论平台。

<He is…>

1968年生于首尔,毕业于汉城高中和高丽大学经济学系,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获得行政学硕士学位和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庆北大学行政学系教授,自今年7月起担任韩国规制学会会长。曾任行政安全部地方自治团体联合评价委员会委员、大邱广域市监管改革委员会委员等,并参与亚洲开发银行(ADB)、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项目。著有《政策学:理解政府政策的入门》《公共选择论:政治与行政的经济学分析》《监管影响评估手册》等书。

评论委员 郑相范 ssang@se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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