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今年9月的随时招生报名为起点正式展开的2021学年度大学入学考试中,预计报考人数将史上首次低于招生计划名额。大学界已经弥漫紧张气氛。原因在于学龄人口骤减,却疏于缩减招生名额,在本次招生中直接受到冲击。专家建议,引导大学自主缩减名额的政策存在局限,教育部应提出高等教育政策的整体蓝图,包括重新界定专科大学与普通大学的角色、探索地方大学对地区社会的贡献方案等。
据教育部19日消息,今年大学报考人数将少于大学招生名额,出现招不满的局面。教育部依据Statistics Korea人口推算得出的可升学生源为47.9376万人。相比2019年的大学招生名额(高等教育法规定的大学及依特别法设立的大学,不含远程大学等)49.52万人,少了1.5824万人。若假定招生名额维持现有规模,到2024年可升学生源仅为37.347万人,缺口将扩大至12万人。钟路学院代表理事林成浩表示:“今年高三学生约45万人,预计为高考引入以来最低,但大学的招生人数并无大变化。”
尽管形势严峻,政权更替后大学结构改革的主体由政府转向大学,缩减名额的努力反而出现倒退。教育部在朴槿惠政府时期曾公布“大学结构改革评价”计划,拟将当时56万人的大学招生名额在第一周期(2015~2017年)减少4万人、第二周期(2018~2020年)减少5万人、第三周期(2021~2023年)减少7万人,到2023年共缩减16万人。该计划将普通大学、专科大学等298所大学划分为A至E等级,除A等级(10%)外,其余等级大学均与财政支持挂钩并被建议缩减名额,第一周期评价使招生名额减少约4.6万人。
但进入文在寅政府后,第二周期项目改为将缩减名额交由大学自主决定的“大学基本能力诊断评价”,等级划分从5级减至3级,仅评价排名后36%的大学被列为缩减对象。建议缩减人数也由原来的5万人降至1万人。去年教育部表示,2021年第三周期评价诊断时将完全取消缩减建议,只在向缩减的大学提供财政支持的同时,发挥甄别办学不良和违规大学的作用,将转向更为自主的基调。
在此过程中,大学缩减招生名额的动向实际上已消失。据大学教育研究所数据,2021年大学招生名额为48.047万人,较2018年的48.4775万人仅减少4305人,尚不及教育部第二周期评价设定的1万人缩减目标的一半。尤其在此期间专科大学名额减少5108人,而四年制普通大学的名额反而增加803人。
有观点指出,随着缩减名额的动力丧失,大学结构调整的整体蓝图不见踪影,连原本用于引导结构调整的财政支持资金性质也发生了变化。2018年大学基本能力诊断评价中,对自主进行结构调整的大学发放了数十亿韩元的大学创新支援项目经费,要求用于研发(R&D)、教育、设施扩建等提升大学竞争力和自生能力的用途,但由于支持资金与学费挂钩,初衷被淡化。
教育部屈从于政界压力,承诺对努力退还学费的大学给予更多创新支援项目经费。汉阳大学教育学系教授朴周浩指出:“李明博、朴槿惠政府时期由政府介入进行结构调整,进入文在寅政府后基调转为人为调整并不可取,方向性因此消失”,“给大学的支持资金与高等教育竞争力乃至就业、经济发展都毫无关联。”
也有批评认为,一味纠结于缩减大学招生名额来推进结构改革本身就是错的。高丽大学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所长边基勇(教育学系教授)批评说:“1990年代以后在大学设立万能主义下林立的学校或许能缩减名额,但这些学校因学龄人口减少本来也不得不减”,“国家既不给钱,若关校财产还会被收归国库,大学为何要按政府期待缩减名额并自行关门?”淑明女子大学教育学系教授宋基昌表示:“不能只从名额看问题,只能走通过合并撤并同时减少大学和名额、提高竞争力的长期结构调整之路。”
有观点指出,教育部应摆脱随政权口味片面纠结于缩减名额的惯例,首先提出长期如何改变高等教育体制的愿景。边所长表示:“教育当局从未展示过通过结构改革最终要实现的高等教育体制是什么样子”,并建议“在四年制普通大学毕业也难就业的情况下,应像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那样增加公立专科大学、强化职业教育,并提高大学之间的衔接性,让只有想继续深造的学生升入四年制大学”。朴教授表示:“政府介入大学招生名额的方式并不可取,但应提出方向性”,“在教师录用人数减少的情况下,缩减师范大学这类目的性大学是正确的。” /记者 金昌荣 kcy@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