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开发研究院(KDI)国际政策研究生院教授赵东哲在担任金融货币委员时被称为“鸽王”。因为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任期内(2016年5月至2020年4月)他始终表现出“鸽派(偏好货币宽松)”色彩。金融货币委员会两次加息时他主张冻结并反对,在决定维持利率不变时更有五次投下反对票、主张降息。在进入金融货币委员会之前担任KDI首席经济学家时期,他曾公开呼吁降息,令韩国银行颇为尴尬。这种倾向在离任后仍在延续。他抛出一个沉重的话题:“半个世纪以来积累起来的通胀斗士(inflation fighter)声誉,如今对韩国银行而言是不是应当克服的遗产(legacy)?”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中,他如同“通缩斗士”之名一般,不断警告韩国经济陷入日本式通缩的风险。
——实体经济冰冷,房地产却热得沸腾。这种背离该如何解释?
△为应对经济衰退,需要宽松的货币政策。宽松货币政策基本上是扩大需求的政策。问题在于需求被扩大了,却用各种管制堵住了供给。需求扩大而供给被堵,只会推高价格。供给若能弹性变动,价格涨幅就会更小,并产生刺激实体经济的效果。货币政策通过扩大需求提振经济有多条路径,而房地产管制切断了其中一条重要路径。
——意思是房地产问题要靠扩大供给来解决?
△当然。供给不足的商品价格上涨是理所当然的结果。为什么不能把钟路和乙支路建成像纽约曼哈顿那样?如果允许建50层的商住综合公寓,也就不必与江南房价较劲了。
——新房价格上限制的副作用不少,为何仍要强行推进?
△因为存在一种错误信念,认为这有助于稳定房价。政府只想做看得见的事。比如老旧低层公寓重建后房价上涨,周边房价也跟着上涨。他们期待压低销售价格就能压住房价。出现比以前更宜居的住房、社区变好,房价随之上涨,这是经济发展的一个侧面。无论实行不实行新房价格上限制都无关紧要。
——价格管制会抑制供给,这在经济学教科书里都写着。
△现政府似乎不相信经济学教科书。市场与均衡价格、生产率、效率、竞争等是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可是在解释经济政策时,这些概念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正义、公平、公正等。我的感觉是没有经济政策,只剩社会政策。
——经济团队中除了韩国国土交通部长官,其他都是正统经济官僚。
△等他们离任后在私下场合问问看。很可能多数人会回答“难道是我自己想那么做的吗”。那些人未必是出于自发意志、或真心判断方向正确才推行这些政策。因为并没有形成让经济团队独立做事的环境。经济官僚在大框架上与青瓦台及执政党保持一致是普遍现象,但细节本应属于一线部门的领域,我的感觉是连这一点也被相当程度地堵住了。
——不久前政府推出了大规模住房供给对策。
△如果能按原样落实会有效果,但市场半信半疑。政府称要持续出台对策直到投机消失,但这是无法实现的目标。所谓“投机客”最害怕的是不知价格何时会下跌的恐惧。而这种恐惧源于相信供给确实会大量到来。
——有人指出房地产暴涨是超低利率和流动性过剩所致。
△低利率增加房地产需求是事实。反倒是不这样才是问题。但房地产过热并非全国性现象。问题在于各地区供需失衡。基准利率在首尔和地方是区别适用的吗?房地产过热的根本原因是特定地区的供给约束,而非货币政策带来的全国性需求扩大。货币政策无法控制相对价格。简单说,如果江南公寓价格上涨10%,而其他物价涨幅为0%,货币政策无法抹平这一差距。
——基准利率(0.5%)还有下调空间吗?韩国银行称基准利率已接近有效下限。
△我认为不存在物理性极限。连0%的基准利率也可能不是下限。也有国家采用负利率。日本是-0.1%,瑞士是-0.75%。收入低于我们、经济规模也小得多的捷克把零利率维持了5年。有效下限向市场传递的信息是:货币政策有极限,别期待积极应对。我认为这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是负面的。能做,只是是否可取的问题;一开始就以“我们做不了”为由后退并不可取。如果利率政策有极限,也可以传递将动用非传统手段的信息。
——不过韩国银行不也动用了“韩国式量化宽松”这类非传统货币政策吗?
△在非常时期展现出那种意志是积极的。尽管如此,平时可取的政策手段还是利率政策。因为利率政策最无差别,不挑选(受益者)。当局者怎么可能了解各个经济主体的具体情况?人们常说“要让钱流向需要的地方”,我不喜欢这种说法。那种判断是市场的事。谁行谁不行,这不就是一种官治金融吗?要把钱供给到需要的地方,前提是当局比市场更了解个别经济主体的状况。如果这个前提成立就该那样做,但我不相信这个前提。
——有人指出下调基准利率效果并不太大。
△如果KOSPI仍停留在(新冠冲击袭来时的)1500点附近(3月19日为1457点),消费会恢复到如今这种程度吗?这不仅是“财富效应(资产价格上涨带来的消费增加)”。降息对实体经济的作用,第一是减轻负债,其次是汇率。如果没有下调基准利率,汇率会是现在这个水平吗?汇率可能进一步下行,出口企业或许难以撑住。
——消费者物价涨幅处于0%区间。物价过低,但也有主张认为通缩担忧被夸大了。
△有诊断认为当前状况是反通胀(disinflation,物价涨幅放缓)。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奇怪。问题在于今后是否没有走向通缩的可能。通胀大幅低于物价稳定目标值已是第八年。必须严肃思考货币政策的适当性。通缩可能性不只是我们的问题。发达国家货币当局现在担心的是“日本化(Japanification,日本式长期萧条)”。欧洲比美国更严重。我们的风险度比欧洲更高。老龄化速度比日本更快是其一,经济基本面、产业结构、意识结构等也与日本相似。这些都是不安因素。若要举出决定能否阻止通缩的最大变数,我认为是货币政策。
——意思是货币政策若出错就可能陷入通缩?
△令人担忧的是,货币政策有可能过度受制于房地产价格。我国的房地产问题格外具有政治敏感性。货币政策的目标(调控对象)是通胀。但如果把货币政策的目标定为并非通胀的江南房价涨幅,会发生什么?若把涨得最陡的江南房价涨幅压到零,其他物价就会大幅下跌。那就是通缩。货币政策若对房地产市场的政治视角反应敏感并被牵着走,就无法保证不陷入通缩。
——难道会为压住江南房价而加息?
△如果各种手段都用尽仍压不住房价,对货币政策的压力将会极大。我希望房地产问题不要成为货币政策运用的决定性变数,但担忧始终存在。2018年11月的加息就是如此。半导体景气回落导致整体景气下行,物价也大幅低于目标值。可是房地产价格又开始躁动时,李洛渊总理(就利率政策)说了一句话。两个月后利率就上调了。今后货币政策的关键是防御通缩风险。
——政府支出增加引发很多对财政健全性的担忧。
△国家负债比率等并不存在什么神奇数字。问题在于扩大支出的同时没有重新充实财政的对策。财政一旦支出就很难收回,支出速度也会加快。今年税收增长率将为负,可明年支出增长率却接近两位数。这与1990年代开始陷入通缩的日本所经历的情形相似。若1990年税收总额为100,到2010年缩水至80。1990年占国内生产总值(GDP)60%的国家负债比率,只用了20年就超过200%。正因为我们也可能变成日本那样,才会担忧财政健全性。因新冠疫情需要扩大财政是对的,但我担心今后财政赤字会趋势性地延续下去。
/权九灿资深记者 chans@sedaily.com
<他是……>
1961年生于首尔,毕业于首尔大学经济学系,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91年起在得克萨斯A&M大学经济学系任助理教授4年,1995年起在韩国开发研究院(KDI)研究宏观经济与未来政策课题等。历任KDI资深研究委员、宏观金融研究部长、首席经济学家等职,作为KDI的招牌经济学家声誉颇高。2016年经韩国企划财政部长官推荐,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