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与前民主劳总委员长金明焕会面的11日,恰好是因金前委员长辞职而成立的民主劳总紧急对策委员会举行首次记者会的日子。紧急对策委员会当天在记者会上表示,“民主劳总的精神是斗争”,但同时称“与政府的对话仍然敞开”。民主劳总今年4月曾提议就克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危机举行“一次性”劳资政社会对话,但因派系利害关系而否决了对协议文的追认。对被视为友军的民主劳总的做法感到失望的文在寅政府宣布与其分道扬镳。经济社会劳动委员会委员长文成贤断言,“这就像因为菜不合胃口就把饭桌踢翻”,“今后将在没有民主劳总的情况下推进社会对话”。
为承担起“第一大劳总”的社会责任而走上劳资政对话之路,却被内部强硬派逼得放下职位的金前委员长,把当前民主劳总的处境比作“装着斗争的大轮子和交涉的小轮子的车”,指出“两个轮子大小不匹配,只能在原地打转”。他强调,“要让对话与斗争一起转动,大小就必须一致”,“轮子前进的方向不应是民主劳总自己吃好过好,而应是‘为所有劳动者的民主劳总’”。以下是与金前委员长的一问一答。 对谈=社会部部长金正坤 mckids@sedaily.com
——委员长选举时的口号是“超越孤立、分裂、无能,开创新的三十年的民主劳总”。在2年7个月的任期内有成果吗。
△金明焕执行部的意义在于如何把烛光革命的精神落实到劳动环境中。第一项成果是代表性。成长为拥有100万会员的第一大劳总,地位也相应提高。第二是与女性、青年、非正规职等未被组织进工会的劳动者结合,成为他们的代言人。积极与他们结合,把这培育成民主劳总的社会话语权。
——想必也有和成果一样多的遗憾。
△现在其实就是令人遗憾的状况吧(笑)。组织成长意味着影响力也变大了。对这种影响力的责任也应随之加大。成为第一大劳总意味着变强了。我认为这股力量与其用于强化自身利益或劳动条件,更应用在困难和弱势的人身上。社会连带与对话、斗争这三个支柱,是烛光之后新出现的活动方向。本希望经历推进劳资政对话并对结果负责的过程,但一再停滞。一次性社会对话的协议也未获追认。哪怕是很小的部分,如果有过通过社会对话加以批准的经验,本可以走向更大的成就,令人遗憾。
——为什么民主劳总不习惯进行社会对话。
△因为历史。1995年成立以来,在对劳动的敌视情绪弥漫的状况下,守住组织被视为胜利。在“必须守护民主劳总”的想法已内化的状态下,很难随着量的成长而转向积极方向,最终留成了课题。我认为,如果通过对社会责任的认真思考作出有勇气的决定,这一过程重复几次,就会有所不同。
——虽然民主劳总成为第一大劳总,但对其未尽社会责任的批评很多。
△我不就是看轮子的人吗(金前委员长出身于韩国铁路柴油机车技师)。民主劳总有斗争与交涉两个轮子,但斗争的轮子大,交涉的轮子小。那样就只会在原地打转。要让对话与斗争一起转动,大小就必须一致。前进的方向不应是民主劳总自己吃好过好,而应是“为所有劳动者的民主劳总”。不仅是企业、产业层面的交涉,为整个社会的对话也要一并推进。单个企业所获得的企业福利、福利待遇、就业稳定无法走出工厂之外。使用者团体也必须改变。大企业也有一种倾向,认为只要管好内部工会就算尽到了社会责任。
——去年1月决定参与经社劳委,但在代表大会上被否决。
△日期我也记得。2019年1月28日。委员长依职权提交,但未获同意。对民主劳总来说,社会对话是劳动市场两极化的开端,因此留有伤痕(1998年劳资政委员会协议文中包含了非正规职、派遣制的引入。金前委员长认为应把劳资政委员会改为涵盖青年、非正规职等的方式,主张改组为经社劳委)。为克服这一伤痕,认为应重组结构,民主劳总因此主导成立了经社劳委。
经社劳委的法律中有条款规定,议案表决须有三分之二委员出席,且其中三分之二同意。劳资任何一方都无法单方面主导。如此一来,这股力量会在国会发挥作用。我感到社会共识所带来的舆论力量非常大,但民主劳总却陷入无法参与的局面。当时我就想“这要走向极端对决了”。在赛场内发生冲突可以调节,但在场外争斗就不行。预想应验了。
——因为未能参与经社劳委,今年总理室推动的一次性社会对话也成了同样的情况。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事态之后,我巡回了现场。灾难对所有人都会到来,但受害并不相同。大企业与中小企业、正规职与非正规职之间,乃至非正规职内部也存在差异。政府政策仍按原有方式以金融支援和大企业为中心。我认为方向必须调整,于是提议进行劳资政对话。因为值得达成协议才达成了协议,不是为了协议而协议。有会员说“金明焕是资本的走狗”,但既没有毒条款,也不伴随劳动制度的恶化,我就想说明内容的宗旨并达成协议。对“向资本屈服”这种说法,我无法同意。也有批评说没有禁止解雇、不够具体,我认为这过于苛刻。我认为协议文是有意义的。
——在请求追认协议文的过程中使用了“派系”一词。这在民主劳总是禁语。当时是怎么想的。
△也用“意见团体”这种说法。在政治见解上存在差异而活动的组织,在劳动运动中一直存在。我认为不是禁语。倾听意见团体的意见也是必要的。但我认为,派系的决定和判断影响群众组织的决定并不可取。在筹备代表大会的过程中,呈现出的是拉票造势,而不是就内容展开争论。
——在辞职记者会上,您把围绕社会对话引发争议的情形称为“成长的痛”。您认为民主劳总应如何改变。
△我认为比未能追认协议文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围绕它进行争论的过程。有人质问中央执行委员会已否决的事为何要提交代表大会,但我判断需要公开讨论的过程。对民主劳总而言这也许是痛苦的时期,但本会成为可以成长的契机。民主劳总在25年历史中即便组织变大了,如果无法回避新的秩序,就必须正视当下的状况。劳动进化的过程民主劳总必须经历,并参与进去加以改变。COVID-19与第四次产业革命重叠的局面无法预测。应以转包、不稳定劳动为基准,确立要尽何种责任的标准。(社会对话这一)赛场内外的斗争要同时进行,但场外斗争被强化,总是在原地打转,令人痛心。
——如果回到再次尝试追认协议文的时点,您还会作同样的决定吗。
△当然。认为需要社会对话的想法没有改变。有人让我把剩下的5个月任期做完,但我认为,如果是不能做想做之事的委员长职位,就应该放下。/整理=记者边在贤 humbleness@sedaily.com 摄影=记者成亨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