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结果显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新冠肺炎)一线医护人员与现场应对团队中,10人中有7人曾在工作中感到愤懑,并认为工作强度很高。
京畿道公共保健医疗支援团与首尔大学保健研究生院教授刘明顺团队12日表示,上月21日至29日针对621名医疗及现场应对团队人员进行的第二次新冠风险认知调查得出上述结果。
在被问及因新冠工作产生的愤懑经历时,69.7%的人表示曾感到愤懑,其中流行病学调查官等现场应对岗位比例最高,达89.5%。
愤懑的原因包括:以低年资人员为主投入工作等不公平的工作分配(25.4%)、情绪化及无理投诉(19.6%)、不民主(专断)的决策(16.2%)、不当对待与(歧视性)待遇(12.7%)、补偿不足及不公平(7.7%)等。
对于“您的新冠相关工作强度如何”,在“非常弱0分至非常强10分”中选择,平均为6.61分。其中流行病学调查等现场应对岗位(7.05分)高于卫生所公务员(6.89分)、护士(6.50分)、护士以外医护人员(6.43分)。将6至10分的回答筛选并换算为百分比后,全体的73.9%回答工作强度偏高。
对新冠工作强度的认知程度越高,职务压力与职业倦怠也随之升高。这一点上现场应对团队受到的影响也大于治疗人员。
对于“只要新冠事态持续,我就会继续完成分配给我的工作”这一问题,持积极意愿(是+非常是)的回答比例为76.8%,低于第一次调查(83.4%)。
另一项“无论新冠情况多么严重,我都会做好自己负责的工作”中回答“是”的比例为75.0%,较第一次调查(77.0%)略有下降。
在被问及“对新冠工作人员在资源分配、工作程序等待遇方面是否公平”时,63.0%回答不公平,高于第一次调查的54.1%。回答公平的比例从第一次的45.9%降至第二次的37.0%。对于是否曾为缓解劳动强度调整工作时间,67.3%回答没有,虽略低于第一次调查的69.6%,但否定性回答依然较多。
作为新冠事态长期化的应对之策,相关人员回答,最重要的是加强政府对其成果与贡献的责任性,以及培养传染病专责、专业人才。按应对方案来看,回答“必要(必要+非常必要)”的比例依次为:强化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后问责(78.3%)、培养传染病应对专责人员(77.6%)、扩大政府对以事前防范为重的传染病等疾病管理的投入(77.5%)。比例最低的应对方案是增加全国公共医疗设施(66.5%),但这一项也有过半数人认为必要。
京畿道公共保健医疗团团长李熙荣表示:“感染发生情况每天都在变化,治疗与防疫应对人员的负担半年多来始终未能减轻。如果秋冬季新冠再次激增,这些人员将在没有充分休息的情况下承受一年以上的过度工作”,“中央与地方政府在支援治疗与防疫应对团队时,既要考虑物质补偿,更要多角度提供精神与心理层面的支援方案。”/尹钟烈记者 yjyun@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