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审法院10日推翻一审对前Samsung Electronics董事会议长(社长)李相勋判处实刑的判决、认定其无罪,其背景在于对搜查扣押程序是否合法的判断。法院认为,检方为获取证据而对Samsung Electronics总部实施的搜查扣押存在问题,理由是未出示令状或对对象范围作出过于宽泛的判断。这与一审判断完全相反。一审认定,Samsung Electronics总部人事组办公室,以及藏有硬盘的人事组员工车辆,均属于令状所载的搜查、验证场所。对于检方未出示令状的部分,虽然属于违法,但以承认被扣押方参与权为由,例外地认可了证据能力。
但二审法院认为,Samsung Electronics总部人事组办公室并不包含在令状明示的“海外地区总括事业部、经营支援总括事业部、法务室、电算管理室及与之具有同等职能的部门”之内,即检方以任意判断对搜查扣押场所作了宽泛解释。加之存在未出示令状等行为,故认定所获证据不具证据能力。
结果,在Samsung Electronics硬盘中发现的首席财务官(CFO)报告文件等无法作为证据使用。二审法院尤其认定,仅凭其余证据不足以证明嫌疑,故对李前议长宣判无罪。据此,在一审被判实刑并在法庭上被拘留的李前议长于当日获释。
不过,二审法院认定其他被告人存在原有嫌疑。法院认为,三星集团未来战略室为贯彻“无工会经营方针”而制定的瓦解工会战略,是按照“Samsung Electronics→SAMSUNNG ELECTRONICS SERVICE CO., LTD→合作企业”顺序形成的共谋关系加以实施的,因而认定大部分嫌疑成立。典型的如让设立了强硬工会的承包企业“策划性歇业”,或给予工会成员不利待遇等嫌疑。相反,除李前议长外的被告人因针对性审计疑云等部分嫌疑证据不足而改判无罪,量刑有所减轻。
三星集团方面虽然李前议长获无罪释放,但因其余被调查人被认定有罪,故对判决带来的后续影响高度关注。因为法院不认可检方在搜查扣押中获取证据的证据能力,法律界乃至财界对“另案侦查、过度侦查”的批评可能因此获得支撑。检方最初是在2018年2月调查三星集团代付汽车零部件企业Dass诉讼费一案的过程中发现本案线索的。此外,还曾引发争议,即在对Samsung Electronics总部实施搜查扣押的过程中,是否在令状未载明的场所获取了存有瓦解工会文件的硬盘。这也正是三星集团方面律师团在庭审过程中始终强调检方取证违法性的原因。搜查扣押只应针对令状所载场所执行,而对其他场所也进行搜查扣押明显属于过度侦查。最终,二审法院对搜查扣押令状所载“场所”作严格解释,李前议长因而被无罪释放。 /安贤德·李在容记者 always@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