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美国留学时的事。当时,作为专业领域权威的指导教授就在美国某大学新设一个系所需的事项提供咨询,我有机会在旁边听。对方不断只问实验设备和空间,指导教授神色严肃地断言道:“首先要招到有能力的人。只要有人,设备和空间自然会跟上来。”当时我还认为一切都取决于设备和资金,因此并不太理解那句忠告。
与听到这句话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不同,如今我国已拥有多项世界第一的技术,即成为所谓的“先行者”。我们摆脱了过去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局面,转型为技术密集型,产业所要求的能力自然也发生了变化。过去需要的是确保生产设备、动员资金、模仿发达国家技术从而低成本生产产品的能力;如今,确保能以创造力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的人才变得更为重要。
对于今后我们最激烈的竞争对手是中国这一点,并无太大分歧。因为我们大部分产品和技术都与中国处于竞争关系,而与中国的技术差距正逐年缩小。加之中国正倾注心力吸纳能够掌握尖端技术、创造新技术的人才。作为中国人才引进政策一环的千人计划,是1991年开始的人才培养项目百人计划的扩展版,自2008年起正式启动。这是将世界水平人才吸引到中国的国家层面支持项目,不分国籍。被挖掘对象可获得巨额研究经费、薪酬和住房等。国家有组织地出面推动,担忧人才与技术外流的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对此反应敏感。中国的做法似已越过界限,难以简单视为技术发达国家的无理刁难,因为大部分美国知名大学都有相关案例被揭露。美国近期采取关闭驻休斯敦中国总领事馆这一强硬手段,也与中国的人才、技术外流尝试不无关系,这已表明世界各国何等重视人才的获取。
作为第四次产业革命核心的人工智能(AI),早已成为美国与中国的竞技场。我们若要切实攻占哪怕是细分市场,核心专家必不可少。但现实并不轻松。首先待遇差距过大。谷歌新员工阶段的3级工程师年薪达18万9000美元(约2亿2500万韩元),脸书新员工E3工程师拿16万6000美元(约1亿9800万韩元),与我们根本无法相比。国内大学要引进AI专家出任教授力有不及。而且我们并未果断投资于人才引进,而是沉浸于过去的惯性,更关注硬件。也就是说,轻视无形的知识,倾向于只投资看得见的建筑或设备。
要确保我们的未来,需要国家层面缜密的人才引进战略。国家应出面发掘人才并给予相应待遇,以吸引他们。为此,应活跃与海外侨胞科技人员的网络,并通过科技外交提升韩国研发(R&D)环境的国际知名度等,付出基础性努力。还应推动薪酬体系等制度的改善,使国内大学能给予AI等尖端技术相关核心人才相称的待遇。企业与大学共享人才的兼职教授制的引入与活跃也值得考虑。因为一半时间教学、一半时间在企业工作,薪酬差距可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也能获得成就感。人才外流同样是问题,学界与研究界如此,企业更为严重。特别是以退休人员为中心的诀窍与核心技术外流案例,已有大量报道。虽无法完全阻止,但迫切需要建立国家级管理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