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承晚政府成立后不久的1949年春。相当于今天韩国监查院的监察委员会,以诈骗及受贿嫌疑将首任商工部长官任永信告发至检方。由于其是现职长官,又是总统所器重的长官,引发的震动很大。任长官在美国留学时期与前总统李承晚关系极为亲密。时任首尔地方检察厅检察长崔大教负责调查,但政权对调查的阻挠十分露骨。执政层派人向崔检察长传话,称“若深挖下去就会进行报复性人事安排”“适度处理就让你当韩国法务部长官”等,既威胁又拉拢。尽管如此,崔检察长并未退让。他亲自指挥调查,收集了足以证明腐败的证据,仅两个月便果断起诉任长官。任长官与韩国法务部长官李仁随即辞职。这是顶住现行权力压力、切实行使检察权的第一号案件。然而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判决无罪,释放了任前长官,崔检察长随之递交辞呈。被称为“胶鞋检察官”“饭盒检察官”的清廉崔检察长的故事,是检察史上活着的传奇。
对现行权力的调查在金泳三政府和金大中政府时期也曾出现。金泳三前总统的次子贤哲、金大中前总统的次子弘业和三子弘杰,都在其父任总统期间被拘捕。贤哲因在金泳三政府时期作为幕后实权人物介入利益而入狱。弘业因权力型介入利益、弘杰因受贿嫌疑分别服刑。金大中政府时期的韩国法务部长官宋正镐,为使检方对总统儿子们的调查能够进行而充当了挡箭牌。宋长官在金总统两个儿子被拘捕后表示“不能把总统的两个儿子送进(监狱)后还无所作为”,随即辞职。前总统卢武铉之兄卢建平也在卢总统任内接受调查并被判实刑。即便如此,历届总统都曾以“自身过失”为由道歉,但并未对检方进行报复。
然而文在寅政府看上去是在拒绝对“现行权力”的调查本身。青瓦台与韩国法务部以检察人事权为武器,将调查前韩国法务部长官曹国一家疑案、青瓦台干预蔚山市长选举疑案等权力型腐败案件的检察干部全部贬至闲职。此后不仅这些案件,包括共同民主党议员尹美香牵涉的正义记忆连带会计不正疑案、前首尔市长朴元淳被控事实外泄、Lime基金和Optimus基金案件等重大权力型腐败的调查,都毫无进展。反而是全方位展开攻势,意图赶走一直指挥对现行权力调查的检察总长尹锡悦。由于总长两年任期受保障、难以撤换,便动用各种办法迫其自行辞职。不止如此。以检察改革为名义,将检察侦查权的相当部分移交警方,又引入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以制衡检方。此外还在推动将检察总长的侦查指挥权分散给各高等检察长、并由韩国法务部长官直接指挥高等检察长的方案。
检察改革的讨论,始于对朴槿惠政府末期调查崔顺实案件时未能尽责的检方的反省等。因此,保障政治中立性与独立性应是先决条件。若为防止检察权滥用而进行检察改革,理应致力于保护国民基本权利。然而这一初衷已然消失,方向反而倒向如何让政权掌控并瓦解检察权。
文在寅政府在掌握行政权力乃至司法权力之后,又确保了国会压倒性席位,连立法权力也一并握在手中。此外,还有说法称地方、媒体、市民社会权力也已是倾斜的运动场。阻止历届政权中一直延续的对执政势力的调查,并不意味着能一直阻止跛脚(权力流失)。文总统应当履行在任命尹总长时所作的“对现行权力也要严正适用法律”的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