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影响蔓延,人们日益担忧未能就业的年轻群体会成为如日本“失去的20年”时期出现的“就业冰河期一代”。若在25岁至30岁前后未能就业,很可能被优质岗位排除在外,就这样迎来30至40岁。韩国年轻一代同样因COVID-19导致就业市场冻结,被迫在“降低就业标准”与“再战一年求职”之间做出选择。因为在劳动灵活性不足的韩国劳动市场,入职与离职并不自由。有观点指出,因劳动界既得利益阻挠而一再推迟的劳动灵活性改革,其反作用最终化为年轻一代的眼泪。
◇正式员工招聘减少,转正落空=3日,就业门户进学社Catch对5至6月招聘公告中实习岗位比例的调查结果显示,5月占9%、6月占8%,同比分别上升2个百分点和3个百分点。整体公告数量在2300件左右,变化不大,但实习招聘从130件左右增至约200件。这是因COVID-19导致企业回避正式员工招聘而出现的现象。即便是仅有的实习岗位,大企业的转正型实习也几近绝迹。冬季实习中还出现了转正落空的案例。本应在2月结束实习后于3月转为正式员工,但因COVID-19不确定性加剧,企业打破惯例未签订劳动合同。
就业寒潮让已大学毕业的25岁至30岁女性、30岁出头男性求职者更加不安。毕业于首尔某四年制大学的A(27岁)表示:“新闻说因新冠,未来两年经济会有困难”,“新员工年龄越来越低,我在考虑是不是该准备公务员这类年龄限制较少领域的就业”。据Statistics Korea数据,5月青年失业率为10.2%,同比上升0.3个百分点,就业率为42.2%,下降1.4个百分点。尤其被视为“就业适龄期”的25至29岁就业率为67.4%,下降3.2个百分点,降幅大于20至24岁的1.8个百分点。
◇被推迟的劳动改革催生“新冠就业冰河期”=专家指出,入职与离职不自由的韩国劳动市场结构性问题造就了长期性的青年就业难。在25岁至30岁出头入职第一家公司,之后在同一家公司工作到55岁以后;即便跳槽,第一份工作是否在大企业也会影响下一份工作。要让劳动者与雇主自由决定入职与离职,需要再教育体系,但该体系迟迟未能落地。韩国雇佣劳动部相关人士解释称:“劳动者感受不到再教育的必要性,雇主也不愿意缩短工作时间去搞职业培训。”结果便出现了开始就业时的经济状况影响终身劳动条件的讽刺局面。
与韩国一样劳动刚性明显的日本,把在高速增长结束后的“失去的20年”里迎来就业期的人称为“就业冰河期一代”。他们出生于1980年代,在泡沫破裂时期的1990年代中期至2000年代中期大学毕业,如今是35岁至45岁左右。日本存在大学三、四年级就确定就业公司的“内定制”等比韩国更为刚性的统一招聘方式。若在25岁前后未能就业,就会被彻底排除在优质岗位之外。泡沫破裂时大学毕业的人放弃正式就业,成为尼特族或飞特族。
◇须摆脱“劳动灵活化=随意解雇”的框架=李明博政府、朴槿惠政府时期也曾尝试劳动改革,但屡屡失败,原因在于把“劳动灵活化”看作“随意解雇”的视角。劳动灵活化的最终目标是自由入职与离职,但在灵活化的前一阶段,也可推进以职务为中心的再教育、常态化招聘、工作时间灵活化、职务工资制引入等政策。然而劳动界以“劳动灵活化=随意解雇”的框架加以反对,导致根本无法着手的局面反复出现。汉阳大学经营学院教授李相民表示:“劳动市场的灵活性分为工资、工作时间等内部灵活化,以及使解雇自由化的外部灵活化”,“不能只把答案看作‘解雇过于刚性’。只有发挥契合职务与组织的专业性、培育创造性,才能奠定发展基础”。 /世宗=边载贤记者 humbleness@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