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大流行使世界经济遭受重创,但今年上半年韩国保健产业出口额同比增长26.7%,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绩。这得益于新冠诊断试剂盒和消毒剂等“K防疫”代表性产品的畅销。特别是韩国国内诊断企业从疫情扩散初期便快速应对,建立起大规模生产体系,既为国内积极排查确诊者作出贡献,也大幅增加了出口。
借着“K防疫”的耀眼赞誉,政府正高呼振兴“K生物”,但有人指出,在当前这样的监管壁垒和贫瘠的基础设施下,很难再出现“K防疫”之后的下一个主角。担任国家生物健康产业创新战略推进共同委员长的延世大学世福兰斯医院教授宋时英表示:“如果不是基于竞争者无法追赶的强大原创技术和专利的产品,就会再次被困在巨型跨国企业的市场和资本之中”,并强调“需要从基础研究开始,到临床、投资、与企业融合的分阶段支持和基础设施扩充”。
诊断试剂盒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更依赖生产而非技术。随着大流行长期化,德国凯杰等跨国企业开始推出诊断试剂盒和新型分析设备,各国也相继推出多种诊断装备,预示着逐步进入无限竞争体系。最终必须描绘以技术为基础的“K生物”蓝图,但国内市场被监管和既得利益所遮蔽,前景并不明朗。
业界一致认为,首先亟需改善“屋上架屋”式的监管结构。由消费者直接委托基因组企业(DTC)预测癌症等发病概率的基因检测,去年2月Macrogen、4月Theragen Bio等通过政府监管沙盒后,业务似乎将加速推进。然而一年半过去,示范项目何时启动仍不明朗,且Macrogen在13个项目中仅有糖尿病1项、Theragen Bio在24个项目中仅有肥胖等6项勉强获得后续示范项目批准。即便实际实施,也已是被“砍车削炮”的处境。业界一位相关人士高声表示:“这等于把打着暂缓监管旗号的沙盒制度的虚幻暴露无遗。”
新医疗技术评价也是如此。韩国保健福祉部下属的韩国保健医疗研究院(NECA)在出现此前没有的新医疗行为或技术时,会评定为认证(保险给付或非给付)与非认证(研究阶段)。一旦被判定为非认证,就完全不会被赋予健康保险编码。若为非给付,即使患者自付全部费用仍有被使用的空间,但一旦成为非认证,实际上很可能从医生的视野中彻底消失。此前体外诊断试剂盒、新一代抗癌药等都被逼入NECA的非认证坟墓。业界诉称,这是在韩国食品医药品安全处的安全性等审核之外,再由NECA判断一次的“双重监管”。
远程医疗则是被既得利益拖住脚步的情形。政府在新冠疫情下临时允许电话处方与咨询,但以开业医生为主的医生团体、反对医疗营利化的民间团体乃至药师们齐声反对,使其无法迈出下一步。以信息通信技术(ICT)为基础开发远程医疗相关设备和服务的企业,在等待国内市场开放的过程中,纷纷转向日本(Line Healthcare)、美国(Neofect)、意大利(Insung Information)等地。
由于失去在国内磨炼实力的机会,也常错失更大的成长机会。今年5月凭腕表型心电图测量设备“MEMO Watch”获得健康保险审查评价院对远程医疗器械的首个疗养给付认定的Huinno代表吉永俊表示:“2015年完成开发后在海外开展业务,但因为‘在母国(韩国)也没有使用业绩’的看法,在海外也经常被拒之门外。”2004年LG电子在全球率先开发出具备血糖检测功能的糖尿病手机,却因被归类为“医疗器械”而面临各种监管,最终放弃该业务的“黑历史”,如今仍在延续。
与此同时,各国正积极投身远程医疗。中国自2014年起推进远程医疗,截至去年已将市场培育到远程承担全部诊疗的10%;美国、日本、俄罗斯、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等各国也将其作为战略产业,不吝投资。韩国国民既得不到通过尖端技术就诊的机会,也失去了培育产业和创造就业的契机。
现代经济研究院首席研究委员李长均强调:“新冠疫情是重组为新经济社会结构的最后黄金时间”,“应消除远程医疗等违背创新环境的监管,制定引导企业迅速应对的促进政策”。 /林进赫·禹永卓·李周元记者 liberal@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