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赁三法”已经施行。随着合同续签请求权的引入,承租人最长可居住4年。考虑到全租、月租家庭的平均居住期限约为3.2年,承租人的居住不安将减少,居住稳定性有望改善。租金上涨幅度被限制在5%以内,若地方自治团体确定5%以内的上限,则依其规定执行。这是引入全租、月租上限制的结果。对于在寻找全租、月租住房时,因保证金而四处打听贷款、到处寻找可周转资金的承租人而言,这是如同甘霖般的消息。
这是政府引入租赁三法时期待的积极效果。从承租人的立场看,这是好政策。但这样的租赁三法只对承租人有利吗?如果大部分承租人像新加坡那样住在公共住宅里,或许如此。因为即便公共部门蒙受损失、承受不便,为国民居住稳定和生活质量提升而推进政策也是其义务和角色。然而我国大部分承租人居住在民间出租人的住宅中。这就是问题所在。
民间出租人与公共部门不同。他们没有理由在自身蒙受损失、承受不便的情况下,为他人的居住稳定和生活质量提升而出租房屋。政府以到2025年实现长期公共租赁住宅240万户为目标,每年稳定供应约20万户公共住宅。到2025年,无房租赁家庭中约每10户有3户可居住于公共租赁住宅。即便如此,仍有约7户必须居住在民间出租人提供的住宅中。
即便到了2025年,公共部门也无法供应无房租赁家庭所需住宅的一半。因此不能让民间出租人感到不便。如果因租赁三法而愤怒的民间出租人放弃出租,市场上的出租住宅就会减少。无法入住公共住宅的承租人寻找出租住宅可能变得更加困难。引入租赁三法在当下可以为承租人保障更好的生活。但从长期来看,或许并非如此。
承租人的居住稳定非常重要。必须妥善制定政策,保障稳定的居住期限,并避免过度的居住费用上涨导致生活质量恶化。为此,不应强迫民间出租人承受损失与牺牲。
我国租赁市场结构复杂。既有全租制度,也有保证金规模极大的月租制度。其他国家除自有住房外,月租的保证金规模约为月租金的3至4个月。若月租为50万韩元,保证金约为200万韩元。这种西方式的纯月租在我国住宅市场仅占约3%。我国即便是月租,保证金也非常高。因此民间出租人与承租人的关系并不像其他国家那样简单。
保证金与月租是在民间出租人与承租人利害关系调整过程中确定的。此时所使用的是类似银行利率的全租月租转换率。该转换率因地区、住宅类型、住宅规模、住宅特性等而各不相同。这正是难以用5%这样一个数值进行管理的原因。
新政策应尽可能让更多人受益,扩大受益群体,并将受损群体最小化。必须给予充分补偿,使受损群体不脱离社会,而是进入政策框架之内。只有如此,才能减少新政策引入带来的社会混乱,并最大程度提升积极效果。
政府应审视在引入租赁三法、承租人主张权利的情况下,民间出租人是否会承受过度损失。政策必须成为民间出租人与承租人双赢的政策。因为承租人与民间出租人都是国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