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在寅总统上月16日在第21届国会开幕演讲中呼吁:“请迅速完成Commercial Act、MRFTA、金融集团监管法的修订。”这三项被称为所谓财阀改革三法的法案,象征着现政府经济政策基调的一个支柱——“公正经济”。上届国会因在野党和财界的反对未能取得成果,但执政党已凭过半席位获得推进动力,因此政府将集中力量化解大企业的经济力量集中。
一周后,韩国银行发布数据称,今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率环比为-3.3%,出现负增长,创下外汇危机以来最低的经济增长率。这是继第一季度之后延续的负增长。连续两个季度负增长是国际上正式确认经济衰退的经济指标。
财界纷纷抱怨,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事态导致增长动力逐渐熄灭之际,政府不仅没有推出鼓舞企业士气的创新方案,反而在拖后腿。财界担忧,公正经济最终将归结为反企业法。尽管如此,执政党仍按文总统的要求表示将加快处理相关法案,展开速度战。某经济团体高层人士坦言:“以韩国经营者总协会、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为中心多次发表声明,也曾直接拜访议员进行呼吁,但毫无改变”,“如果要救经济,难道不应该听取现场的声音,而不是斥责企业的支持群体吗?”
实体经济崩塌之际……束缚经营的法案层出不穷
尽管财界如此呼吁,政府仍毫不理会,向国会大量提交反企业法案。最近韩国法务部提交的Commercial Act修订案就是代表性例子。现行Commercial Act是先选举董事,再从中选任审计委员,而修订案规定从董事选举阶段起就与其他董事分开选举。问题在于,这种情况下可能产生限制大股东董事选任权的副作用。因为在选任审计委员时,最大股东对超过3%的股份不能行使表决权。可能出现持有少数持股的投机资本联合选出审计委员、窥探企业内部会计信息的情况。此外,允许持有母公司0.01%股份的股东提起多重代表诉讼,也可能招致对经营的过度介入。这正是财界发出“在需要步调一致作出决策都不够的局面下,还要操心防御经营权吗”的抱怨的原因。
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提出的MRFTA修订案同样令人有负担。控股公司持股监管被强化,新转为控股公司或现有控股公司新纳入集团子公司时,必须持有的子公司持股比现有标准再提高10个百分点。据韩国经营者总协会等机构统计,目前为非控股公司的三星集团、现代汽车集团、浦项集团等16家集团转为控股公司所需的额外费用就高达30.9万亿韩元。这笔钱若投入新增投资,可创造244086个岗位。尽管如此,执政党并未止步,还在启动金融集团监管法、共生协作法等反企业法的追加引入。
专家建议,在COVID-19危机局面下,政府应重新调整政策基调的焦点。当前危机已不是流动性不足,而是进入实体经济问题,因此应提出恢复企业活力的方法。延世大学经济学部教授梁准模指出:“经营权越是受到威胁,大股东越不得不回避有风险的果断投资”,“需要的是提振士气的方案,而不是束缚企业。”
改革只在口头……官僚保身主义堵住新事业
任期初期与公正经济共同构成经济政策一大支柱的创新增长正在褪色。政府曾表示要大胆废除监管、提振企业士气,但受阻于当局的保身主义式行政,创造新产业的意志正在受挫。即便是作为代表性政策推出的监管沙盒,也不足以化解密集交织的监管。不经医院、直接委托基因组企业进行检测并获知结果的消费者直接委托基因检测(DTC)业务一年来仍未能起步。尽管生物企业以接受韩国保健福祉部的公用机构生命伦理委员会(IRB)审议为条件获得了实证特例,但仍受阻于审查。
随着大型信息技术(IT)企业接连进军、出现产业重组动向的金融业,也有声音称政府“只在口头上创新”。当局常将6个月内指定多达60项金融版监管沙盒“创新金融服务”作为重大成果加以宣传。但作为金融创新服务依据的《金融创新支援特别法》规定,经营者若要在指定期限届满后继续经营,必须证明能够遵守此前获得暂缓适用的金融监管。也就是说,被指定为创新服务后可获4年监管暂缓,但之后可能不得不停止业务。曾负责监管改革工作的一位政府人士表示:“大多数公务员会想‘放开监管后万一以后要担责怎么办’,因此无法积极办事”,“只有保障明确的免责特权,一线公务员才能更进一步。”/世宗=金宇甫记者 ubo@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