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围绕世界霸权的美中矛盾走向全面冲突,韩国政府的走钢丝外交也站到重大岔路口。专家指出,对美国和中国都察言观色的“战略模糊性”正逐渐走到极限。在被两国迫使作出选择的情况下,即便只是按具体议题,也有必要明确整理立场。专家诊断认为,韩国首先应立足于以市场经济为根基的自由民主主义原则,培育谁都无法忽视的强大国防和有能力的外交力,以强化话语权。也就是说,应摆脱20世纪帝国主义、冷战式的国际关系以及以理念为中心的国际战略,现在是集中于为未来新的安保、经济危机做准备的战略性Woobang Construction、强化与扩大同盟关系的时期。
2018年以贸易战开始的美中矛盾,经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新冠肺炎)发源地之争,延伸至香港国家安全法、南海主权争议等,呈现愈演愈烈的态势。尤其近来美国要求关闭位于德克萨斯州休斯敦的中国总领事馆后,中国以关闭四川省成都的美国总领事馆进行反击,两国间矛盾正走向最恶劣局面。
在这种一触即发的局势下,韩国仍一贯坚持不明确站在美中任何一方的“战略模糊性”路线。外交部长官康京和2日在记者会上表示:“我们的基本外交政策是以韩美同盟为中心,同时与中国的关系也协调发展”,暗示仍在坚持该路线。
但相当多专家对此警告称,这可能是一种在世界秩序重组中被边缘化的战略。理由是,在中国事实上已为国家主席习近平长期独裁体制做好准备的情况下,美国无论是特朗普政府延续,还是乔·拜登政府新上台,对中国的态度都不会改变。尤其绝大多数建议认为,依据韩国的国家秩序原则——自由民主主义、市场经济、公平贸易——作出选择才是可取的。
牙山政策研究院首席研究委员车斗铉建议:“我们政府在作选择的时刻若依照自由贸易、开放经济、人权等明确原则行动,就不会有大问题”,“若美国由拜登政府执政,这类原则可能比现在更受重视。”
实际上,美国近来强烈要求同盟国参与反华阵线,令韩国处境为难。美国在要求韩国政府参与去中国化经济同盟“经济繁荣网络(EPN)”之后,又与澳大利亚、印度、俄罗斯、巴西等一并邀请韩国参加七国集团(G7)首脑会议。21日,美国国务院负责网络与国际通信信息政策的副助理国务卿罗伯特·斯特雷耶表示:“我们呼吁包括LG U+在内使用华为设备的公司,从‘不可信’的供应商转向‘可信’的供应商”,进行了公开施压。据悉,7日至9日访问韩国的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兼对朝政策特别代表斯蒂芬·比根在访韩过程中也曾向我方政府要求参与“反华联合战线”。
仁荷大学国际通商学系教授郑仁教表示:“本应在中国一方的集团和美国一方的集团中,看哪一方更大来作判断,而这不看也知道”,“我们遵循法治,而中国是共产党在法律之上的国家,若中国维持独自体制,不能排除我们也成为牺牲品的可能性。”
中国则反过来对参与反华阵线的国家采取报复措施展开攻势。中国对一直提出新冠疫情中国责任论的澳大利亚中断了部分肉类进口,随后又对澳大利亚产大麦征收反倾销关税。华为则对威瑞森、思科、惠普等提起专利侵权诉讼展开反击。对于因引入高空导弹防御系统(THAAD,萨德)而遭遇的“限韩令”至今尚未解除的韩国而言,这些动向相当有压力。
梨花女子大学法学专门研究生院教授崔元穆表示:“应持续接触利害关系一致的国家,构筑信赖关系,并采取能让我国自身获得信赖的措施”,并警告称:“若现政府强调自主外交、调停者、中介者等,试图套用理念上的二分法,就会陷入恶性循环。”首席研究委员车斗铉则表示:“(当韩国明确站在美国一边时)可能会有中国方面的报复和压力,但只要宣明原则并据此行动即可”,并反问:“中国曾对日本进行贸易报复吗?”
在被美国和中国迫使作出选择的情况下,持续恶化的韩日关系被指为进一步压缩韩国国际立足空间的绊脚石。不少建议认为,应以面向未来的视角突破强制征用判决与日本企业资产强制变卖、日本持续出口管制等各种矛盾议题。据悉日本政府目前正在研究对韩国的第二次报复。
前驻日韩国大使申珏秀表示:“韩日关系利害当事方众多,必须把这些都协调好,形成实质解决问题的方式,但现政府似乎没有太多把关系恢复正常的意志”,“若朝鲜半岛发生战争,无论韩日两国愿不愿意,日本都会成为补给基地,这是极为重要的,但总是只以日本殖民统治带来的情绪看韩日关系,而不以现实来看。”全国经济人联合会国际合作室长金奉万诊断称:“传统上日本是韩国的主要通商伙伴,但现在没能发挥这一作用”,“若韩日能共同阻挡新冠疫情之后将加强的保护贸易主义就好了,但现在是彼此‘双输’的局面。” /尹京焕·赵洋俊·朴孝贞记者 ykh22@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