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被问及政治为何时,强调各自要忠于自己的本分(君君 臣臣 父父 子子),并回答说政治就是引领与努力(先之努之)。这不能不说是只看国民一方、逼压另一方的当下我国政治应当反思的宝贵教诲。更何况,有关政坛偏向性蔓延至法律界、并加大整体经济负面不确定性的指摘日益增多,这一教诲更显珍贵。
不知从何时起,对似受政治影响而摇摆的判决,或被虚荣心浸染的过度“直线式”侦查与起诉的担忧日益加深。为消除这种担忧、保障公正侦查与起诉的实现,检方设立了侦查审议委员会。原本未受太多关注的侦查审议委员会,因处理李在镕副会长Samsung Electronics的起诉事宜而受到瞩目,又因现职检察长就针对自己的侦查申请审议而话题性升温。连检方高层人士都对检方的作风表示质疑,不难推论若是针对普通人的检方侦查或起诉又会如何。这表明侦查审议委员会是蒙受冤屈的普通嫌疑人可以依靠的客观堡垒。
然而,政治领域对侦查审议委员会的决定评头论足,连其客观性也被推入争斗之中。侦查审议委员会的相当多委员认同,在这位副会长及Channel A检察长事宜上不予起诉才是正确的判断。尽管如此,却主张其他委员受到特定委员偏向立场的影响,或主张委员构成存在问题,不免令人怀疑其背后是否藏有政治意图与党派利害关系。认为少数委员影响了人数远多的委员、从而导致扭曲的决定,这种指摘不可能是客观、合理的。尤其考虑到每位委员都是各界专家,一般推论应是他们并非会被他人言辞单方面误导的软弱人士。若认为该委员会是现政府设立的、亲政府人士占多数的推定属于常识,那就更是如此。即便如此,仅因结果与自己所期望的不同就否定过程,是无法被正当化的。而且,主张侦查审议委员会的决定应被拒绝,这与此前将该委员会作为检察改革成果加以积极拥护的主张完全矛盾。
在三星集团和Channel A事宜上,委员会的决定为“直线式侦查导致勉强起诉”的惯例踩下了刹车,这一点值得充分重视。若是异议与争议颇多的事宜,更应尊重集体理性的合理判断,这符合时代的客观正义,无需赘言。英美法之所以被称为“普通法”,是因为它以普通人所感受和判断的法律认识为标准。这也让人想起政界人士此前在不少案例中动辄提及国民法律情感的态度。从与Samsung Electronics副会长起诉相关的不少调查结果来看,一般国民的法律认识与侦查审议委员会的判断一致,即检方做得过分。
政治不应成为扩散矛盾与对立的传染媒介。政治只有在成为阻止矛盾、化解对立的和合与统合的疫苗或治疗剂时,才具有存在价值。作为国家引领性资产的政治界与法律界应忠于本职,完整凝聚国民力量,正确引领国家。考虑到当前正是因前所未遇的外来威胁和竞争国的极端经济攻势而须反思我们竞争力与生存的时期,期待政治与法律各在其位、率先克服这些难题,应是许多国民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