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洛约拉玛利蒙特大学教授孙成源曾预计,美国因重视自由而难以进行检测和追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新冠肺炎)将大范围扩散。他还表示,由此难以避免"L型"经济衰退。当时把与他的对话写成报道时,我仍不太明白其含义。自由与新冠肺炎、经济究竟有什么关系?
四个多月后的今天,答案已经清晰。正如孙教授所言,美国新冠确诊者已超过400万人,死亡人数突破14万人,两项均为全球第一。第二季度零售销售指标和景气出现短暂回升,但就业指标依然处于谷底,随着新冠疫情再度扩散,甚至出现二次衰退(double dip)的可能性。
美国超过中国成为新冠疫情的温床,原因在于落后的医疗体系以及种族、阶层间的不平等。但孙教授提到的"自由"也不可忽视。此前一直不戴口罩的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在大选前开始劝导民众戴口罩,但仍有不少美国人抗拒口罩,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自由受到了限制。
美国经济电视台CNBC曾播出一位餐馆老板的采访,他抱怨州政府为何禁止营业。对我们来说很陌生,但主张"政府并没有阻止疾病的责任"的人也屡见不鲜。意思是健康应由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在警告政府不得干涉个人生活。
特朗普政府的新冠应对确实失败了。美国人对自由的强烈认知和诉求无疑让局势更加恶化。在美国和欧洲内部,甚至出现了为公共利益应引入韩国式检测、追踪体系的意见。
令人担忧的是,在经历新冠疫情的过程中,我们的社会是否正对政府的干涉和权限扩张变得麻木。得益于大政府,我们相对较好地阻挡了新冠疫情,但看到连二维码都被动员起来、把出入名录电子化,实在无法摆脱信息过度集中的感觉。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新冠患者信息方面,当局可以收集并公布的项目韩国有9项,而纽约市仅有3项。当然,这或许正是新冠应对成败的分水岭。尽管如此,美国仍在承受这种代价的同时,把重点放在个人与自由上。
希望在完全战胜新冠之后,我们也能对自由作一番思考。这并不是说美国式思维正确,也不是单纯主张应当可以随意决定戴不戴口罩,而是在谈深深扎根于我们社会的集体主义思维。没有什么比国民生命更宝贵,在必须与新冠作战的情况下有些东西必须忍受,但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因此正当化。此前《纽约时报》曾指出,韩国自我隔离应用程序存在安全缺陷,个人信息有被黑客窃取的风险,甚至可以篡改数据。
我们在新冠防疫过程中展示了"K生物",但真正接近开发新冠疫苗的却是辉瑞、莫德纳等美国公司。正如美国和欧洲在新冠疫情中有值得向我们学习之处,我们也有可以从他们那里获得的东西。仔细审视这一点,或许才是真正的"BC(Before Corona,新冠之前)"与"AC(After Corona,新冠之后)"的区别。看到韩国社会充斥着这样一种集体主义思维——为了国家和大义,即便是践踏个人自由意志的性骚扰也不算大问题——不禁令人生出上述感想。/susopa@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