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策银行迁往地方的可能性再次浮出水面,批评之声纷至沓来,认为执政党与政府不仅无助于强化金融竞争力,反而只想把金融当作政治工具。原因在于,在香港国家安全法议题令香港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动摇之际,新加坡、东京、上海等主要城市正凝聚金融竞争力、虎视眈眈欲填补香港留下的空位,唯独韩国在逆流而行。有观点接连指出,在首尔金融竞争力已被评价为远逊于其他主要城市的情况下,若连主要国策银行也分散到地方,人才外流和集聚效应弱化将使竞争力进一步下滑。
长期以来定位为亚洲金融枢纽的香港,通过汇集金融领域的人力与物力资源培育了竞争力。随着连接成长潜力巨大的中国内地与西方世界的门户型金融基础设施形成,香港实现了持续增长。以此衡量,首尔凭借地理优势,被认为完全有可能成长为亚洲金融枢纽。然而政界不断提出的迁往地方之说,却给这一评价浇了冷水。与全球主要城市宣布把金融作为未来增长产业、通过集聚提升竞争力不同,韩国国内在区域均衡发展政策这一政治逻辑下,将金融工具化的尝试从未间断。
在围绕连接西方与中国的“第二个香港”地位、亚洲各城市预计展开激烈角逐之际,与首尔处境相似的新加坡、东京等金融城市正把政策金融机构集中于首都,以提升金融竞争力,既没有强制迁移国策金融机构,也没有迁移的动向。其战略是培育金融竞争力,吸引因“港脱”(Hexit)而撤出的西方资本。相反,首尔自2015年以后因第一次公共机构迁移,金融机构纷纷散落地方,金融竞争力大幅下降。首尔去年的国际金融中心指数(GFCI)排名为第36位,远落后于新加坡(第4位)和东京(第6位)。
在此背景下,迁往地方之说再度抬头,国策银行的反对也日趋强烈。国策银行迁往地方的说法此前已多次出现,但此次被预计成为现实的可能性较高。因为上次总选中执政党大胜、形成超级执政党,为其一贯主张的区域均衡发展创造了推进环境。为此,由KDB产业银行、IBK企业银行、进出口银行工会组成的反对国策银行迁移特别工作组(TF)于24日向青瓦台及政府、执政党发出公开信,表明反对国策银行迁移。该工作组指出:“在西方投资资金撤离香港的港脱局面下,连首都首尔都未能崛起为香港的替代地,正被东京、新加坡超越”,“坚持国策银行迁往地方,等于完全放弃卢武铉政府的东北亚金融中心政策”。
各银行内部也涌现出否定反应,认为这是对金融业毫无理解的时代错误式想法。产业银行工会相关人士批评称:“迁往地方意味着不把金融本身承认为一个产业”,“这是像1970至1980年代开发时代那样,只把金融看作产业背后提供资金的工具”。他接着指出:“我国是世界前十的经济大国,却不去思考如何以金融产业引领经济发展,只推出降低竞争力的政策。”进出口银行工会相关人士也分析说:“进出口银行是通过发行债券向出口企业提供融资的机构,迁往地方后筹资成本上升,最终只能把成本上涨部分转嫁给企业”,“此外还要推动对发展中国家有偿援助的对外经济合作,若迁往地方,与各国大使的紧密沟通也会变得困难”。
第一次公共机构迁移时下迁地方的主要金融公共机构业务效率低下严重,也被列为反对迁往地方的理由。据金融经济研究所去年发布的国策银行迁往地方妥当性研究报告,2013年至2015年公共机构整体出差次数增加28.3%,出差费增加36.2%。此外,因迁往地方导致自愿离职增加,人力供需问题加剧,迁往非首都圈使业务竞争力弱化也被指为问题。一位国策银行相关人士解释称:“虽说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新冠肺炎)进入非接触时代,但在沟通层面,业务上需要直接面谈的部分很多,效率必然下降”,“而且迁往地方还会出现高端人才流失现象,各机构的竞争力也可能下降”。 /李智允记者 lucy@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