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7-24 | 변재현 기자

“15%强硬派”左右整个民主劳总…出面对话的委员长屡屡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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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劳总此前并非完全无视社会对话。民主劳总在1999年退出劳资政委员会后,2005年也曾推动重返社会对话。但从首次退出到金明焕领导层尝试参加经济社会劳动委员会,强硬派的阻挠一直不断。预计短期内社会对话将维持在民主劳总缺席的“五方体制”。原本试图让民主劳总参与、推动22年来首个完整劳资政大妥协的政府,如今却要听到“又回到经社劳委”的讥讽。

◇反复出现的“推动社会对话→委员长辞职”公式=民主劳总的社会对话历史始于外汇危机时期的1998年。时任总统当选人金大中于1997年12月提出要求,仅一个月后的次年1月15日成立的劳资政委员会中,民主劳总也参与其中。不过附加了不能接受引入裁员制和派遣制的条件。

民主劳总的“社会对话不信任”始于当年2月6日“为克服经济危机的劳资政大妥协”临时协议案出台之时。因为其中包含了引入裁员制和派遣制的内容。时任民主劳总委员长裴锡范为批准协议案召开代表大会,却被闯入的被解雇者用木棒围攻并赶下台。“政府提出条件、劳动界只是凑数,这就是韩国的社会对话”的认知自此延续。

民主劳总参与社会对话在2004年李秀浩委员长领导层成立后再次启动。李前委员长于2005年2月将重返劳资政委员会列为代表大会议案,但在就是否结束讨论进行表决时,强硬派代表夺走议事槌、登上讲台喷洒灭火器,实施暴力。此后迅速失去动力的“李秀浩领导层”于当年10月集体辞职。

◇未能克服的心理创伤……从经社劳委到一次性社会对话均以失败告终=文在寅政府执政后,民主劳总在金明焕委员长体制下持续尝试参与社会对话。金委员长去年1月将参与经济社会劳动委员会的方案列为代表大会议案,但金属劳组、公共运输劳组、全教组等强硬派不断申请讨论,连表决都难以进行。历经波折促成的表决中,参与案与不参与案均被否决,招致“决策障碍”的讥讽。

不过去年12月,韩国雇佣劳动部发布数据称,以2018年为基准,民主劳总总会员数超过韩国劳总,成为“第一劳总”,由此“不要再无视社会责任”的批评声不断。这正是为克服由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引发的就业危机,提出“一次性社会对话”这一在经社劳委之外仅此一次开展社会对话的构想的背景。尽管韩国劳总反对,政府仍在总理室搭建社会对话平台,试图让民主劳总参与,但这次又被强硬派牵制。本月1日原定参加协议案签字仪式的金委员长,因金属劳组、公共运输劳组强硬会员的实际禁闭,无法离开民主劳总办公室。他以领导层集体辞职为背水一战,将批准案提交代表大会,使出强硬一招,但最终仍以失败告终。

劳动界内外推测,民主劳总强硬派现场派的比例为10%~15%。少数强硬派一再挫败由投票选出的委员长的选择。部分专家分析,此次事件的原因在于现场派拉拢了民主劳总内最大派系国民派。结果整个民主劳总组织被派系逻辑所左右。金委员长24日在辞职记者会上表示:“社会对话是民主劳总未曾走过的路”,“各处都有需要跨越的高山,在一座座跨越的过程中,执行部的执行力存在局限。”

◇社会对话“重回经社劳委”=预计短期内社会对话将在排除民主劳总的情况下运作。据劳资政相关人士透露,为表明并议决履行“为克服COVID-19危机的劳资政代表会议”协议案的意愿,正在研究下周内召开经社劳委全体委员会的方案。全体委员会委员为韩国劳总委员长金东明、韩国经营者总协会会长孙京植、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朴容晚、副总理兼韩国企划财政部长官洪楠基、雇佣劳动部长官李在甲,等于组成了排除民主劳总的事实上的“五方协议”体制。

雇佣劳动部一位相关人士表示:“由于民主劳总否决,一次性社会对话最终结束”,“一次性顾名思义是非常手段,应在经社劳委的框架内进一步讨论社会对话。”韩国劳总曾于20日在议题开发调整委员会上表明立场,认为应尽快在经社劳委下设立履行检查委员会。

不过,由于COVID-19就业危机在制造业工作场所日益加深,也有批评指出“真正需要社会共识的地方,劳资维持就业的协议却无法适用”。上月雇佣保险参保者在制造业同比减少5.9万人,创199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低值。制造业领域雇佣保险参保者与去年同期相比,在2月减少2.7万人后,降幅逐渐扩大。汽车、机械设备、其他运输设备(含造船业)等领域影响尤为突出,技术进步带来的趋势性结构调整叠加COVID-19,困难加剧。汽车、机械设备、其他运输设备(含造船业)工作场所的工会大体上以民主劳总金属劳组为上级组织。一位劳动界相关人士表示:“可以按工作场所进行让步谈判”,“现代汽车工会也表示为维持就业而抑制工资上涨,不是还留有希望吗?” /记者边在贤 humbleness@se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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