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阵营将以性骚扰嫌疑起诉已故前首尔市长朴元淳的前秘书A某称为“主张受害者”而非“受害者”,引发争议。对此,京畿大学犯罪心理学系教授李秀正提出尖锐批评,称“连受害者都不称为受害者的情况,前所未见”。
李教授22日上午在CBS广播《时事杂志,我是郑冠用》中表示:“一旦向警方报案,在法律上即成为‘受害者’”,“连这一点都不予承认,而是从根本上把受害事实当作某种阴谋来引导,这种态度大错特错。”
她还表示:“通常权力所在之处,必然伴随由等级或威力造成的性骚扰事件,这是其特殊性所在,因此我看过非常多(类似)案件,但这样一种连‘受害者’这一称谓都似乎不能使用的社会氛围,我是生平第一次见到”,并质问:“向警方报案说被盗,从那时起就成为盗窃受害者;报案说被诈骗,就成为诈骗受害者,为什么报案说遭性骚扰、性侵犯,就不能成为受害者,而必须成为主张受害者呢?”
她接着表示:“甚至让人想到,要成为性犯罪的受害者是否需要特别的资格条件,真是极为怪异的现象”,并强调“不只是我这样感觉,多数女性,特别是在组织中工作的女性劳动者,大概都有类似感受”。
李教授指出:“如果报案如此困难,那么万一我自己面对那样的受害情形、经历,就会陷入究竟该不该报案的极大苦恼,如今出现了这种奇怪的局面”,“与追悼那位人士是两回事,这位起诉人所受的伤害也是无法否认的部分。”
她还抨击说:“受害者被称为受害者,并不意味着加害者就自动成立。”她接着感叹:“我国拥有良好的司法程序,必须依照正当程序、按无罪推定原则经过举证过程才能判定有罪无罪,把受害者称为受害者并不会因此决定什么,为何要如此敏感地持续进行二次伤害呢?”“从某种角度看,这不正是我国长期积累的、看待性犯罪的扭曲视角的典型事例吗?我甚至有这样的想法。”
对于受害者4年间未起诉前市长朴元淳而一直忍耐,或因不具备“受害者应有模样”而受到部分支持者指责,她解释说:“从未体验过因等级关系而心理上受压抑的人会指责说,究竟为什么不报案,而这可能成为受害者的另一种痛苦”,“她是想报案却无法报案。”
她还表示:“在必须长期共同工作的这种组织中,上司掌握着生杀予夺之权,受害者很难轻易揭发”,“更何况目前被指涉嫌的人身边有非常多类似盾牌的同僚。因此受害者要面对与这些人全部抗争的局面,在这过程中时间就流逝了。”
她接着倾诉:“(即便下决心要起诉)走出来,真正走到警察那里也是一条太远的路,因为第二天就无法上班了。自己的生计能轻易放弃吗?这一点谁都无法轻易放弃”,“结果受害者事后也会自责,当初早点报案就好了。这次的受害者也在自责,说当时应该更明确地报案……”
对于部分指出受害者未能出示确凿证据的说法,她也予以反驳:“警方立案时,不会在完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立案”,“据说受害者今天接受了第二次调查,其中大概也有照片或短信记录之类。所谓起诉,是必须有足以构成起诉的充分依据才会被视为起诉人,因此至少到那一步,可以认为确实存在某些相关事项。”
另一方面,协助受害者A某的韩国性暴力咨询所、韩国女性热线当天上午11点举行“首尔市长威力性暴力事件第二次记者会”。担任A某法律代理的金律师表示:“似乎也出现了一些不必要的误解。记者会上将尽可能说明大家关心的内容”,并呼吁:“二次伤害、纵容性骚扰、泄露公务机密等,行为人并未死亡,侦查机关应积极调查,必要时予以处罚。”/记者 赵艺丽 sharp@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