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主化尚未确立之前,庞大的政治权力被指为社会弊病之源。因为不受制衡、肆意行使无所不能的权力,可能压制人权并引发无数问题。民主化确立后,强权的腐败有所减少。媒体不设禁区地采访,市民社会也强化了监督活动,不受制衡的死角随之减少。然而,在媒体与市民社会监督较弱之处,类似事件仍接连不断。相较于广场与大街,在小巷与阴暗处,草根民主化尚未充分扎根。也就是说,社会各领域中较少受到媒体与市民社会监督的“巷子大王”们,仍像封建时代的领主一样不受制衡地专横行事。
例如体育领域的不当行为,每当人们快要淡忘时便再次成为事件。短道速滑选手沈石熙遭教练殴打与性暴力的事实被披露。当时大韩体育会与政府也表示关注,称要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但最近铁人三项选手崔淑贤又因在队内受到多人殴打与不当对待而选择了极端方式。我们的社会即便发生了一次事件,也未能真正吸取教训、成功防止再发,而是出现第二、第三起案例。这可以说是我们社会可耻且落后的一面。
近来韩国在电视剧、歌曲、体育、防疫等方面广受全球市民关注,产生了K剧、K-pop、K体育、K防疫等新造词。人们将其统称为韩流,甚至为之自豪。因为我们社会不再只是接受世界的帮助,而是向世界作出可成为标准的贡献。但若此类事件持续发生,令人担忧我们社会可耻的真实面貌会否也以另一个“K”之名被人们议论。
要使暴露我们社会可耻真面目的事件不再发生,应当怎么做?春秋战国时代的商鞅主张,在身份世袭的严格等级社会中,应转变为依法尊重个人能力的重实绩社会。在这一变革过程中,不肯放下既有特权而越轨的事件层出不穷。当时商鞅主张“刑无等级”,认为对可能构成犯罪的事件,从宰相、将军到大夫、庶人,处罚上不应有例外,也不应有差别。若法律责任存在例外与差别,法律便不公平。法律不公平,就无法预防犯罪滋生的潜在可能。
商鞅为防止危害社会的越轨与违法行为,将刑无等级进一步具体化。为实现违法为零,他对违法不予宽容、严厉处罚,实行连坐制追究家人的连带责任,甚至提议对轻微违法也处以重刑。这反映的是商鞅所处时代的面貌,今天不能照搬实行。因为即便防止违法再发再紧迫,也不能脱离罪刑法定主义。
我们不能接受商鞅的全部主张,但至少不能连他对所有人平等追究法律责任的刑无等级原则也一并抛弃。在有违法之处,若以为国争光、社会贡献为由酌情减轻责任,就等于未能切实追究法律责任。这种状况最终会导致明明可以防止类似事件再发,却任其放任的结果。由此,承受本不该承受的痛苦的人、受了痛苦却得不到保护的人、饱受痛苦却无处申诉的人,不会只是一个,而会出现多个。这样的人本应一个都没有,若持续出现,最终就会暴露人不能作为人被平等对待的落后社会的真面目。不应只陶醉于各种K案例带来的荣光,更应对可耻K案例的预防投以更多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