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内的犹太精英在二战刚结束时,对以色列建国和德国纳粹对同族的屠杀并不关心。相反,他们迎合美国白人主流的口味,积极支持成为东西方冷战前沿基地的西德重新武装。转折出现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六日战争)。美国注意到以色列作为其在中东代理人的战略价值,实施了大规模军事与经济援助。
这对美国国内的犹太人而言,也是从“唯一不受歧视的非主流”地位跃升为权力一极的机会。借用犹太人诺曼·芬克尔斯坦教授著作《大屠杀产业》中的说法,这算是遇上了“意外的横财”。此后,原本只作为受害者悲惨记忆存在的大屠杀,变质为超大型生意。奥斯维辛集中营屠杀与生存者的悲伤这一“伦理资产”,成了通往金钱与权力的捷径。
他们除了从德国政府获得600亿美元赔偿金之外,还从德国民营企业以及责任归属并不明确的瑞士银行处索取赔偿。那些天文数字的赔偿金都去了哪里?受害者只拿到了零钱。其余用于本身并非受害者的少数犹太人领袖的高额年薪和律师费用、基金会设立、教育事业等。数十亿美元资金甚至下落不明。这也让人联想到在韩国直到一两个月前还搅动政局的某位国会议员和某个团体。
进而,美国国内的犹太精英在政治与商业目的之下将大屠杀神圣化。原本意为大规模屠杀的holocaust,成了与爱尔兰、亚美尼亚、柬埔寨、苏联、印度、中南美等地人类所犯下的其他屠杀相区别的专有名词。对以色列的种族歧视与屠杀巴勒斯坦人、美国的中东政策、犹太人团体会计混乱的批评,都被攻击为否定大屠杀的非人行为。
部分以色列人在2009年甚至在山坡上用望远镜像观看体育比赛一样观赏落在加沙地带的炸弹袭击并高声欢呼。他们已失去了那种共情能力——去想象轰炸结束后母亲或儿子在血肉模糊的尸体旁哭喊的场景。“我们一方的痛苦是普世的。而敌人的痛苦在质上、伦理上与我们不同。”在自以为拥有“道德许可证”的错觉中,连对他人悲剧的人性同情都丧失了。
共同民主党在已故前首尔市长朴元淳自杀后,热衷于营造“我们将铭记您的意志”的追悼氛围。在各类政府委员会中谋生的部分市民团体和女性团体相关人士起初也忙于观望。当政权发出“把事件盖住”的信号后,亲文势力正以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进行侧面支援。尽管执政党在舆论不寻常之后迟迟地勉强道歉,但其真诚性受到质疑。如今陷入道德优越感的亲文势力,已到了只要对自己阵营不利便连受害者也攻击的地步。慰安妇受害者李容洙老人指出正义记忆连带的各种问题后,骤然被打成“土著倭寇”“痴呆老太”“大邱老婆子”,就是一个鲜明例子。
从前韩国法务部长官曹国事件开始的一连串事件,显示出权力集团陷入道德伪善时,会堕入何等致命的腐败与极权主义诱惑。他们以人脉、学缘、情感纽带相互捆绑,彼此照顾安排位置,于是动辄在各种权力型腐败疑云中出现名字。“公共自我”是正义使徒,而“私人自我”却是想拥有江南公寓的俗人——若批评这种“伪善的矩阵”,便被视作积弊势力的攻击。
部分586人士早已成为手握权力与金钱的既得利益集团,却仍在模仿受害者、弱者的姿态。由于没有能力创造新的时代议题,便依赖年轻时反独裁、反帝国主义、反垄断斗争的回忆来运营国政。
理所当然的结果是,对正义与公正的标尺也是选择性的。甚至如今对受害者的共情或同情,也随阵营利害而选择性存在。这些曾经纯粹的青年究竟为何堕落至此?或许在他们将历史悲剧与民主化同志的牺牲完全私有化、当作政治资产乃至加以产业化的那一刻,这样的悲剧就已被注定。choihuk@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