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脑、智能手机、数据库等中寻找犯罪痕迹即数字证据的“数字取证”,近来在侦查和审判过程中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数字取证证据分析案件数从2009年检察机关的1252件和警方的5493件,增至2019年检察机关的9021件和警方的5万6440件,10余年间约增长10倍。如今,“没有数字取证就谈不上侦查”的说法已出现,数字取证正确立为重要的证据获取手段。
围绕数字证据的搜查扣押程序及证据能力要件,实务中出现诸多问题。然而刑事诉讼法仅修订了有关信息存储介质扣押方法和数字证据证据能力的部分条款,尚未确立体现数字证据特性的法律体系。
如果侦查机关要对你的智能手机等数字证据进行搜查扣押,如何应对最为妥当?首先应要求出示令状,具体掌握罪名、嫌疑事实等令状内容。只有尽快掌握犯罪嫌疑内容才能作出恰当应对,因此不应错过在侦查初期确认令状内容的机会。韩国大法院认定,侦查人员执行令状时仅出示令状封面而未让其确认内容属违法(韩国大法院2019모3526裁定)。同时,最大限度防止与令状所载犯罪事实无关的资料被扣押也很重要。对数字证据而言,也应仅限于与令状犯罪事实相关的信息进行扣押(韩国大法院2009도2649判决),原则上应在令状执行现场确定信息范围后打印或复制(刑事诉讼法第106条第3款、韩国大法院2009모1190裁定)。为此,嫌疑人或辩护人可行使参与权(刑事诉讼法第121条),不仅在令状执行现场,在现场以外场所通过数字取证查阅、复制、打印案件相关信息时,侦查机关也应保障被搜查扣押当事人的参与权(韩国大法院2011모1839裁定)。
还应确认侦查机关扣押了哪些信息及其详细内容。为此,扣押结束后应立即获得扣押清单。被扣押信息的详细清单中应明确信息的文件明细,侦查机关可以电子文件形式的复制或电子邮件发送等方式代替书面交付(韩国大法院2017도13263判决)。对于嫌疑人参与权被排除或扣押了与案件无关信息等违法扣押处分,可向法院提出准抗告(刑事诉讼法第417条);若无继续扣押的必要,也可申请返还或暂时返还扣押物(刑事诉讼法第218条之2)。
今后随着电子设备与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利用各种形态数字证据的可能性很高,因此需要努力弥合法律与技术之间的差距。希望能在兼顾侦查目的与被扣押人权利保障的方向上,确立关于数字证据收集方法与证据能力的系统、综合的判断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