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企业银行长期往来的90多岁老人A某,将原本以存款、定期存款持有的资产转投到Discovery基金。他并不清楚Discovery基金究竟是什么,只是相信了银行私人银行顾问(PB)“每年给3%(利息)”的介绍。他从未听到该基金属于风险等级第1级(最高风险水平)的说明。A某把印章交给了如同资产管理师一般依赖的PB,还以患有痴呆症的妻子名义加入了基金,签名由A某代签。
近来与私募基金相关的各类金融事故不断,有观点指出,必须保护像A某这样因销售机构不完全销售而受损的投资受害者。业界认为,不仅要对运作不良基金的资产管理公司,也要对惯于不完全销售的银行、证券公司等销售机构进行切实的管理与监督。
金融消费者院咨询委员金日光14日在未来统合党私募基金腐败防止及受害救济特别委员会(委员长俞义东,干事尹昶铉,委员姜旼局、金雄、柳相范、李英)主办的研讨会上表示:“缺乏投资者保护对策的私募基金市场扶持政策持续推行,对不完全销售等不当行为的投资者保护不足。”
当天研讨会上,与会者在听取了近来造成大规模损失的Lime基金、Discovery基金、Pop Funding等投资受害案例介绍后,讨论了金融当局与金融机构的责任。据当天出席的受害者代表介绍,相当多受害者在加入基金过程中,未能就结构复杂的私募基金获得充分说明,或被员工的推销劝说裹挟而不得不购买产品。此外还暴露出,对90多岁高龄客户未认真分析投资倾向,就让其随意购买高风险产品等不完全销售现象屡见不鲜。
据金日光博士通过韩国金融监督院统计,向金融监督院提出的“证券公司”相关投诉2018年为2249件,2019年为2749件,2020年仅第一季度就受理1175件。其中,与20多岁人群相比,中老年人及60、70多岁年龄层的投诉明显更多。尤其受私募基金赎回延迟等影响,基金及信托类投诉大幅增加。
然而与不断增加的投诉相比,对证券公司的处罚却进展缓慢。以上半年计,金融监督院去年对证券公司的处罚为20件,而今年上半年仅4件。虽然Lime、Optimus基金等私募基金风波接连发生,但对证券公司的处罚却骤减。金日光博士对此分析称:“尽管持续推行私募基金活跃化政策,但在不完全销售、流动性管理、违法及不当行为方面对投资者的保护却不足。”事实上,私募基金管理公司从2016年的91家增至2019年的213家,但同期监管当局的检查仅从10件增至11件,停滞不前。
金日光博士指出,正是趁监管当局监控松懈之机,销售机构的各种不完全销售才得以发生。他表示:“销售机构为扩大手续费收入,在不考虑风险的情况下强行推进营销”,“损失发生风险告知不当、投资合同项目随意填写、客户投资倾向报告书虚假填写等各种形式的不完全销售占投资者投诉的大部分。”他还补充说:“由于私募基金销售被限定于取得投资买卖许可的银行、证券、保险公司等具有公信力的金融机构,因此本次私募基金风波的损失责任在于销售金融机构。”
为此,他呼吁金融当局强化对销售机构高管员工的惩戒及相关制度,并强调应严格适用针对欺诈、违法行为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并制定金融消费者赔偿标准。/徐智慧记者 wise@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