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并未大幅出乎预料。民主劳总委员长金明焕在本月1日“劳资政共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危机协议”签字仪式开始前15分钟通知不参加。因为一批工会会员挡住了他的去路,全然不顾包括总理在内的劳资政代表和国内外记者正在等候。若考虑到最初的一次性社会对话正是按他们的要求在经济社会劳动委员会之外进行的,这等于自己掀翻了自己摆好的饭桌。更令人无语的是,经社劳委也曾按民主劳总的要求更改名称和构成、重新开张,但终因未获其内部同意,最后只能在缺少民主劳总的情况下于2018年11月姗姗启动。
领导层的社会对话方针屡屡被推翻,原因在于斗争派的抵抗。他们把协商派尝试的一切妥协斥为苟合,把合作诬为背叛。人数上处于劣势时,便不惜采取非法与暴力手段阻挠社会对话。1998年,包括时任委员长裴石范在内的民主劳总领导层,因在为克服经济危机的大妥协上盖章,而在代表大会上遭到闯入会场的被解雇者的木棍相加。他们连议案说明都未能作完,更遑论讨论,就被赶出会场。2005年本欲决定重返社会对话的临时代表大会,也因反对派喷洒灭火器、占据讲台而连投票都未能进行便告流产。而上月30日,又有一批非正规职工会会员阻挠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进行,甚至不惜软禁委员长,阻止了劳资政协议。
民主劳总自夸成立25年后超越韩国劳总登上第一大总工会之位,但领导层若要在外发挥应有作用,首先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必须让人相信这是一个能够按民主程序进行决策的组织。连合理讨论和民主投票都谈不上、甚至正式会议都被暴力践踏的组织,其代表还能与谁谈对话与妥协?第二,要认清不懂协商与妥协的工会,不是工会,而只是一个斗争组织。最强的现代汽车集团工会每年也会视公司状况进行协商和妥协。今年更表示为维持雇佣可以冻结工资。这才是普通工会会员的常识。
然而民主劳总的斗争派却高喊废弃劳资政协议案,要求领导层为最低工资上调25%和禁止解雇斗争到底。附和这种不切实际斗争的下属组织能有多少?金明焕执行部以进退为赌注,召集20日临时代表大会以争取对协议案的追认,这总算是值得庆幸的事。抛开赞成或反对,围绕劳资政协议案的公开讨论和广泛的公共讨论,将成为民主劳总前进一步的契机。
只有民主劳总从斗争组织进化为协商组织,社会对话才能正常化,韩国劳资关系才能升级一个台阶。从这个意义上说,“共克COVID-19危机的劳资政协议”,其达成结论的过程与内容同样重要。迄今韩国劳总委员长金东明所展现的大度姿态、总理的忍耐、财界领袖们克制的言行不断积累,最终能使社会对话与劳资关系大为发展。此刻正是民主劳总得以重生的最后机会。今后25年的韩国社会,将与工会靠斗争突围的过去截然不同。增长率很可能在1~2%之间徘徊,是一个被债务压迫的超高龄社会中衰老的经济。工会强势的传统制造业将忙于维持现状,尖端新产业的新兴强者对工会兴趣寥寥。作为斗争主力军的婴儿潮一代陆续退休,工会将不得不以新的服务走近数字世代。
留给工会的选择,只有像美国那样被挤到边缘、像日本那样沦为附庸,或像德国那样走妥协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