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7-13 | 변재현 기자

“把工厂时代的劳动法改成适应新时代,才是劳动改革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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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大学劳动大学院院长朴志淳13日在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建议:“劳动改革的本质,是把20世纪工业化的规则改造成适应21世纪的新常态(New Normal,新标准)。”他指出,以缩短工时、延长加班津贴等工业化时代制定的《劳动基准法》,难以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日益多样化的劳动需求。朴院长强调:“首先政府就需要以市场为中心的思维,而不是政治逻辑”,“需要把这一问题公开讨论,并以此说服劳动界。”

朴院长指出:“产业结构在变动,但《劳动基准法》依然整齐划一”,“工会也以此为武器进行一味斗争式的谈判,但《劳动基准法》已不再是万能的利器。”现行劳动法最大的两条主线是《劳动基准法》与《工会法》。《工会法》的目的在于通过对争议行为的管理与调整来促成签订集体协议,而《劳动基准法》顾名思义是设定“劳动标准”的强制性规定。问题在于,这些强制性规定过度偏向工业化时代。

最具代表性的是工时规定。每周52小时工作制是以法定工时40小时加延长工时12小时设定上限,但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工作时间和地点日益多样化。企业为如何按工时计算和支付延长加班津贴而头疼不已。朴院长批评说:“时间和地点的界限正在瓦解,产业结构在改变,新的工作方式正在引入”,“劳动的基础已经变了,但规则还停留在旧体制产业结构下制定的水平。”

朴院长给出的处方是:△涵盖白领而非仅限蓝领的劳动法 △扩大劳资自主决定 △构建适应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社会安全网。他解释说:“欧洲也以产业别工会为中心,因此即使企业竞争力和业绩存在差异,劳动者也共享平均的劳动条件”,“出于按产业适用同一标准不符合现实的考虑,面向企业的谈判体系正在发展。”实际上,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尽管遭到工人力量(FO)等强硬工会总联盟的反对,仍在推行支持企业层面工会的政策。也就是说,当劳资双方根据企业和行业动向实现劳动灵活化时,不应视为违反《劳动基准法》,而需要转变为将其作为劳资协议加以尊重。

他还强调,“全民雇佣保险”等社会安全网的强化,也不是把平台从业者等新职业塞进既有政策,而是需要适应变化了的劳动条件的新型社会安全网。在能否领取求职津贴的失业条件究竟是收入减少还是停业尚不明确的情况下,应设计新的标准和政策,而非沿用既有的雇佣保险体系。

━ 要实行劳动董事制,先得让沉溺于斗争的劳方改变 对于近来在经济社会劳动委员会公共机构委员会讨论的“劳动董事制”,朴院长认为长期看有必要,但同时指出以斗争为中心的劳资关系必须改善。他表示:“欧洲的劳动董事制模式以‘对工会的信任’为基础,工会也承担与这种信任相称的责任。”他说:“我国的工会并没有在恢复这种信任”,“没有为了公司利益和共同利益、而非既得利益,兼顾股东利益进行谈判的经验。”

劳动董事制是工会或劳动者代表以企业董事身份拥有发言权和表决权,参与机构决策的方式。文在寅政府计划从公共机构开始引入劳动董事制,并扩大到民间。政府期待劳动董事制带来对劳动者友好、劳资共生的经营氛围。但经营界担忧,在眼下连集体协议都已吃力的情况下,一旦引入劳动董事制,企业经营机密将外泄,劳资矛盾只会更加尖锐。

朴院长说:“我认为有必要讨论劳动董事制。但需要在对参与经营进行整体审视的基础上逐步推进”,“在没有经历信任与合作的状态下,我个人认为是否为时过早。”朴院长提出的替代方案是“劳动者代表制”,即不是工会直接参与的形式,而是由全体劳动者选派代表进入董事会的方式。

━ 只有守住“给予与获取”的谈判原则,社会对话才能结果 关于为克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而举行的劳资政代表会议,朴院长表示:“大多数人恐怕都没有期待会出现劳资政协议。”实际上,外界曾期待将形成1998年外汇危机以来22年间首次有民主劳总参与的劳资政协议文本,但最终因受民主劳总强硬派阻挠而以破裂告终。

对于劳资政协议破裂,朴院长以“谈判是给予与获取”一语作了总结。他指出:“民主劳总把禁止解雇、保障就业、强化社会安全网、《劳动基准法》适用于4人以下事业场都说了出来,却没有说要在多大程度上接受经营界的要求”,“一说要冻结工资,不就说要退出谈判桌吗?”

他还对民主劳总的“斗争”基调表示担忧。朴院长说:“民主劳总从未让步过。‘斗争就是公式’”,“在个别企业谈判谈得不错,但在谈判桌上做出让步的领导层无一例外地被赶下台、被弹劾。”也就是说,如果只是一味提出要求而不接受经营界的要求,细节协议从一开始就不可能达成。

━ 以政治逻辑硬凑的“ILO批准”需要更多公开讨论

朴院长说:“(批准ILO核心公约的)最终目的、也是对我们产生实质影响的是《工会法》”,“如果说法律规范相对现实过于陈旧,那就是正常的修法需求,但《工会法》是否如此则值得怀疑。”也就是说,工时免除制度(time-off制)以及对被解雇者、失业者加入工会的限制这一“韩国型劳资制度”是否真的不符合现状,需要深思。

对于文在寅政府作为批准ILO核心公约必要性而主张的“欧盟(EU)要求论”,朴院长划清界限称:“EU内部也存在多种声音,因此这一说法站不住脚。”他指出,韩欧自由贸易协定(FTA)中也只写入了“努力批准”这样的原则性表述。

朴院长强调,ILO核心公约具有一次性改变劳资关系的影响力,因此应将其拉入公开讨论的场域。他说:“在执政党拥有176席的情况下,或许能强推ILO核心公约,但令人担忧”,“受影响的是经济主体,因此应在国会设立由环境劳动委员会、产业通商资源中小风险企业委员会等数个委员会共同参与的劳动特别委员会。”他解释说,不应以经过经济社会劳动委员会讨论、拟出公益委员方案就作罢,而应纳入更多样的利益相关方进行讨论,这才是成熟国家的样子。

━ 分包非正规职→总承包方直接雇佣就是正义?这是政治的幻想

朴院长分析认为,仁川国际机场公社等“非正规职转正规职”的争议,源于政治介入了畸形的外包(分包、承包)惯例。他表示,政界和政府本应致力于改革这一结构,却让人产生了总承包方直接雇佣分包劳动者仿佛就是“正义之举”的幻想。

朴院长指出:“制造业承受结构调整压力,招聘能力下降。雪上加霜的是,新冠疫情令岗位遭到毁灭性打击,在青年神经紧绷的情况下,仁川国际机场公社宣布转为正规职并先行占有1600个岗位,大家会同意吗?”,“韩国机场公社转为子公司型正规职,对安检岗位‘为什么要直接雇佣’也没有说明。应当引入有限竞争,才不会留下闲话。”

他还补充说,臃肿的公共部门改革也被遗漏了。他批评说:“公营企业不在市场上竞争,因此业绩评价困难,不正常的高年功序列工资制也得以维持”,“在这种情况下靠增加正规职来创造岗位,一开始就不可能。”

朴院长还担忧非正规职转正规职可能动摇劳资关系。他说:“去年学校非正规职罢工,是子公司型正规职要求改善劳动条件,而随着直接雇佣型正规职的出现,他们会更强烈地感到相对被剥夺感”,“视其如何组织化、声音如何变大,有可能成为‘台风眼’。”/记者边在贤 humbleness@se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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